管理方式更重过程与互动
英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学家曾经说，在过去的15年中,国际社会科学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历史上，“治理”一词曾长期与“统治”交叉使用，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其新的涵义后，“治理”便与“统治”相去甚远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治理”一词首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一个新的亮点、新的突破。“过去我们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和人民的关系，最早说的是国家统治，后来讲国家管理，现在我们又从公报中看到，管理变成了治理。不管是‘统治’还是‘管理’，都有‘管’的意思。现在用治理，强调的就是多主体，大家都是主体，包括人民和各组织、各单位。再有就是渠道，过去是单向的，从上到下。现在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开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十分认同上述看法。他认为，“治理”涉及到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和权力的制约，而党的回答是很肯定的，即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行使过程中须政令畅通并加以约束。
一个词的变化，反映出的是党对权力来源、权力行使和权力制约认识的不断深入，这恰恰是改革的细节所在，而这样的细节又渗透进此次改革的每一层部署中。
另一个需要理解的关键词则是“现代化”。
中国宪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强化执政党领导地位，进一步建设人民民主和以法治为基础建立规范的国家治理体系等目标，其中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作为中央政府，如何低成本地治理国家是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之一。“如政府机构不能过于庞大，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信息化的水平和保障信息安全的能力，都是国家治理能力提高的方向。”
记者在梳理各方专家观点时发现，大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解，普遍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是以人为本，第二是坚持法治，第三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专家们认为，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指引，是现代国家必然选择。
人们期待，此次全会提出的“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能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更为强大的助力。
助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正和博弈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的解读指向经济改革领域。
央视《焦点访谈》特邀专家张力就明确表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并强调了“现代化”，实际上表明的是进一步的政府体制改革，让市场发挥更重要作用，也就是此次全会提出的“决定性作用”，而非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把市场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政府本身做起。”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两句话共同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第一个信号是要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交给市场；第二个信号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不该政府管的，不应该政府管，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在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效作用。迟福林认为，这将是我国二十多年来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李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表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三者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一种正和博弈，即客观上需要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相互促进的、1+1+1大于3的一个结果，使治理体系产生最大效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报中，先是提纲挈领表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随后又解答了“市场”的问题，而“简政放权”也紧接着被引出。
公报中写到，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作为一项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政府改革在这张“顶层设计图”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迟福林看来，服务型政府最本质的内容就是要政府在实现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福祉方面有所作为，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放权需要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三中全会以后会更快更大范围地推进。而做好这一切，或要取决于全面政务公开，只有全面的政务公开才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建设阳光政府，在这些过程中要解决政府自身利益倾向，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它的服务职能。
新闻纵深稿件/河北日报记者边慧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