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改变白求恩人生轨迹的,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结核病——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这是可以被视为绝症的一种病。1926年,白求恩由于进行性结核病被告知必须停止工作去疗养院。“美丽的死神啊,你这仁慈无比的天使/让我在你温柔的怀抱里,与世长辞……”
养病期间,白求恩为了不拖累妻子而与之离婚,并曾经不无绝望地画过死亡天使,还在画上写下这样的诗句。但新的治疗方法最终使他在两个月之内康复。
“白求恩对肺结核的亲身经历和知识使他最终懂得了疾病与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同疾病斗争的一生中,白求恩从相信治疗过程的单独性和技术性,转向把它看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汉纳特这样评论。
而在梅清海看来,白求恩对共产主义产生最初的认识,则源于1935年的苏联之行。1935年8月,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召开,白求恩报名参加。在苏联,白求恩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
从苏联回国后的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西班牙内战爆发,46岁的白求恩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在离开西班牙前,白求恩拜访了一位画家朋友,他在纸上画下西班牙的国旗,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在一旁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
如果说去西班牙正式开启了白求恩从行动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征程,那么在中国,他则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思想到生活的彻底升华和转变。
曾坦言“白求恩年轻时有过许多女朋友”的戴维森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1938年,当中共有关领导想给当时单身的白求恩介绍一个中国妻子时,白求恩拒绝了,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另外,我和中国妻子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进攻,白求恩大夫和我们在一起!”
“在这片有1300万人口、15万武装部队的广大地区,我是唯一一名合格的大夫。我目前在‘清理’具有350名伤员的后方医院,在25天内做了110个手术……这附近还有7家医院,我将在一周内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检查,到每家医院停留一段时间做手术,然后再去下一家。这可能要花费我整个夏天的时间。”
——1938年7月于山西五台致友人的书信
“进攻,白求恩大夫和我们在一起!”这条今天看起来有些夸张的口号,却真实地流传在当年晋察冀八路军的队伍中。战士们相信,白求恩是他们的“神医”,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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