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北京）
那年，我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住了半年。常常会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和小镇的老街上转。我知道，张纯如出生在普林斯顿，曾经寻找过她的住处。但是，只找到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的出生旧地，却无从打听得到她家曾经住过的地方。也曾到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医院去过，一般新生婴儿都会是在那里降生，但是，宁静的医院里，只有我的脚步声，没有一点杂音，也捞不着她的一点信息。其实，张纯如和她全家，早就从普林斯顿搬走了。
2004年，张纯如在她的小汽车里开枪自杀，让我分外震惊。那一年，是她的“本命年”，她才仅仅36岁——实在是太年轻了。
知道她，是从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那本书开始。那是1997年的年底。那年夏天，她曾经独自一人来到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收集南京的档案材料。其实早在三年前，即1994年，她就开始辗转世界各地，进行采访和收集材料的工作了。面对这样一段庞大又是啼泪带血的历史，全部都是由她这样一名年轻的弱女子承担，实在是够为难她的了。
她用三年的时间，马不停蹄在世界很多地方采访、收集材料，才完成了这部书。当时，让我感慨如今不少所谓的报告文学，倚马可待，速度惊人，洋洋洒洒，就可以如水发海带一样成书。同时，又有多少是在宾馆红地毯上的写作。当代的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在权势、资本和时尚的“三驾马车”绑架下，大大减损了可信度和公信力。
如此两相的差距，当然不仅是写作的时间，更是写作态度和价值取向。她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和取向，过于沉浸在她的写作和那段残酷历史的交集之中，否则，她不会选择“自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的话，那么，她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当我看到她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除了对书中所揭示的史实感到震惊之外，还感到有些羞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日本有人死不承认，或不敢面对，对于遭受侵略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很多历史学人，一直在研究并挖掘这段历史，以前，也曾有过徐志耕的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但是，并没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走进这段历史，并像张纯如一样，去以自己的生命追溯并书写这段历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曾经写过报告文学。
后来，终于看到了严歌苓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毕竟这是后来的事了。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张纯如书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影子。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战争的硝烟化为节日绚丽的焰火，血流成河的地方，变成红花一片，历史的记忆很容易被抛却在遗忘的风中。如果没有对于那场战争血淋淋的揭示而引发后人的愤怒，和对自身怯懦、冷漠和无知的羞惭和自省，所谓“反思”，便是轻飘飘的，不会痛及人们的骨髓，甚至只会沦为一种庄严的仪式。特别是如今处理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更多是将战争“搞笑式”的“儿戏化”，或“卡通式”的“漫画化”，敢于面对历史残酷，并让人们自身警醒、有着强烈“现场感”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张纯如的难能可贵，不仅在于她的勇气和良知，同时，也在于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对于已有材料的占有和梳理，然后加一些感喟的罗列再现，而是有她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来自她艰苦工作，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沙里淘金的结果。是她发现了《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为“南京大屠杀”找到新的有力证据。她的书，便不囿于文学窄小的一隅，而是让历史走进现实，让文字为历史作证，为心灵和良知作证。
如果没有张纯如这本书，“南京大屠杀”可能还会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甚至是被淡忘的历史。有了这本书，才有了后来美国的纪录片《南京》，让这段历史再一次血淋淋而触目惊心地走到世界面前。我一直以为，这样一部纪录片，应该是由中国人来拍摄才对。现代中国人曾经经历过的伤痕斑斑、血泪斑斑的“痛史”和“恨史”，可惜，树立不起美国人的敏感和使命感。也许，中国人不是不能够做到，而是没有想到能做到。
在我国设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我在央视看到了五集电视纪录片《一九三七南京记忆》第一集，主要介绍的就是张纯如。当我看到那样漂亮、那样风华正茂、又是那样正气凛然的张纯如时，禁不住老泪纵横。在电视片中，我也看到了她的父母。她去世那一年，和我的孩子今年一般大。都是做父母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失去女儿的心情。同样，我和他们一样，怀念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女儿。
张纯如只出版过三本书。我想起我自己，出版的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她。但是，有的时候，真不能以工作数量论英雄。记得陈忠实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要有一本压枕头的书。张纯如有这样的一本书。对比她，我很惭愧。
看完电视的那天晚上，我半夜都没有睡着，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趴在床头，写了一首小诗，表达我对张纯如的敬意：
纯如清水美如霞，魂似婵娟梦似侠。
叶落是心伤日月，剑寒当笔走龙蛇。
袖中缩手荒三径，纸上刳肝独一家。
直面当年大屠杀，隔江谁唱后庭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