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麟阁青年时期照片。
□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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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籍早期抗日英烈中，有两位同叫“麟阁”的爱国将领。相比卢沟桥事变中以身殉国的名将佟麟阁，洪麟阁的名字可能不那么为人所周知。
从遵化乡间生活安逸的“阁四少爷”到察哈尔抗日军中的青年军官，从白面长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高校教师到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面对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当“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他被迫一再放下“教育救国”的理念投笔从戎，直至为国捐躯。
洪麟阁，从一介书生到抗联司令，传奇人生的背后，正是民族危亡关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父亲洪麟阁牺牲的时候，洪泽才3个月大。
如今，77岁的洪泽已经满头银发。
虽然说不上对父亲有任何直接的记忆，但向记者转述完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关于父亲的事迹后，洪麟阁最小的女儿洪泽语调陡然一沉：“我，特别理解我的父亲。”
“人的一生总要选择个人的生活道路，我父亲，恰好是一个把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这种人，恐怕再有一百遍、一千遍，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
“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82年前的那个夏天，洪麟阁最终选择了“辞职”。
虽然此前一年，刚至而立之年的他刚刚被提升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法处长。
“父亲原本只是一介书生，一度投笔从戎，后来又解甲归田，办报纸、办教育，频繁的身份转换都是为了找到救国的出路。冀东暴动后，父亲他们为抗联部队设计了蓝底白字的‘雪耻’臂章，他自己也是戴着这样的臂章殉国的。洗雪国耻，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愿望。”相比几乎从未与父亲相处的小妹洪泽，洪麟阁的次子、84岁的洪汶对父亲的印象更加直接和深刻。
在洪汶看来，父亲洪麟阁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迫切地希望寻找国家贫弱、民众痛苦的根源和突围之道。“这是一个痛苦的求索过程。虽然父亲无论从事什么具体工作都表现出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常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本人感受更多的，却可能是处处碰壁、欲求救国而不得的痛苦。”
1902年，洪麟阁出生在河北遵化地北头村一个满族中产之家，1921年升入地处天津的直隶法政专科学校。国内军阀混战贯穿了洪麟阁求学经历的始终，由于政局动荡，学校经常停课，洪麟阁借机走向社会，深入调查，和同学一道创办地毯工人临时医务所、工人“千字课班”，还成立起“天津青年勉励会”，并在1924年毕业后帮助“青年勉励会”创办起一所旨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平民学校。
1927年，北伐期间，年轻的洪麟阁以文职身份来到河南省某县担任主管司法的“帮审”。当时驻县的冯玉祥部士兵中有人酗酒寻衅闹事，洪麟阁在掌握证据后，立即将歹徒关押，并特向冯玉祥致函申明原委。冯玉祥看过信后，对洪麟阁的依法处置非常满意。不久，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洪麟阁加入冯玉祥部取得军籍，踏上了第一次从军之路。
初次投笔从戎，原名洪占勋的洪麟阁在填写履历表时为自己改名“冲霄”，寓意怒冲霄汉，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
“虽然是书生出身的军法官，但父亲在冯玉祥部跟普通战士一样参加军事训练，摸爬滚打拼刺刀，并参加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战。”洪汶说。1933年5月，日寇相继侵占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平津、华北形势危急，洪麟阁随冯玉祥、吉鸿昌等率领的华北民众抗日同盟军进击侵犯察北的日伪军，收复一度失守的张北、沽源、康保等县城。
然而，在日军的反扑和国民党军队的进逼之下，察哈尔抗战最终却以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告终，冯玉祥也被迫下野。就在冯玉祥离开部队前夕，洪麟阁找到冯玉祥当面请辞：“军阀混战，独夫拥兵，就是不打日本人。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父亲第一次投笔从戎，追求是停止战乱、救民于水火，可是非但救国理想不能实现，连自己的家乡冀东也逐渐沦为了日寇的实际控制区，他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行伍生涯中保持了知识分子本色的父亲，就这样选择了告别旧军人身份。回到家乡时，除了冯玉祥赐送留念的一口皮箱和一卷书画，他只带回了一张漂亮的雕花毛毯——那是纪念北伐胜利的嘉奖品。”洪汶告诉记者。
如今，那张毛毯和那口长约一米、宽约70厘米、高约30厘米的皮箱仍静静地躺在遵化洪麟阁故居的陈列柜里，皮箱表面油渍斑驳、四角微微起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至洪麟阁牺牲时，这口皮箱一直被他用来盛装革命文件及贴身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