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爱”字刺绣，是洪汶保存的唯一一件父母遗物。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周聪聪摄
“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
“凭借爷爷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冀东沦陷后他完全可以选择南迁或出国，是什么让他选择了留下、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呢？”洪麟阁的孙子洪熙生长在和平年代，是从父辈口口相传的追忆中了解祖父的，敬佩之余，他一直试图探究祖父当年的心路历程。
1933年秋，洪麟阁辗转抵达唐山，受工商日报总经理马溪山赏识，出任报社总编辑。在此期间，洪麟阁旗帜鲜明地抨击时政，大造抗日舆论，报纸曾一度被当局查封，洪麟阁、马溪山等人都成了被告，被传到北京。公堂之上，洪麟阁慷慨陈词：“如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引狼入室者为卖国，抗战图存者为爱国。我们报纸宣传抗日救亡，罪在何处？”
1935年夏，洪麟阁应好友杨十三的聘请，进入位于天津的河北工学院任职，分管斋务科行政事务。由于筹办专供平民学生用膳、轮流帮厨的简易食堂“穷膳团”，他深得学生爱戴。然而，正是这一年，华北形势更加危急。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亡国’二字的切肤之痛。”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编审李成民告诉记者，就在这一年，已经越过长城实际控制了冀东的日方，索性唆使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使冀东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之前父亲也有很多日本朋友，但这一次他彻底被激怒了。”当年洪麟阁在河北工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洪汶洪泽兄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洪麟阁没等把报纸看完，就在办公室里拍案而起，痛骂日寇“欺我太甚”！
华北之大，再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面对严酷的现实，洪麟阁不得不再次放下“教育救国”的理想。通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同天津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从那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5年11月，包括我校在内的天津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洪麟阁依照党的指示精神参与了对宣言的审定”。在以河北工学院为前身的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校史材料中，记者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父亲是党外爱国人士，在那个年代，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洪泽这样评说父亲在国难当头的第二次人生重大抉择。
“李大钊对父亲的影响很深，可以说他奠定了父亲毕生追求的基调。”洪汶告诉记者，早在1921年底，洪麟阁在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就和同窗好友结伴到北京，听过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的演讲。
“察哈尔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进行的，促成察哈尔抗战的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就是共产党员。而父亲在唐山办报期间的老搭档马溪山，则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报社被查封停办期间，他们还一起组织、协助过唐山工人为增加工资、要求抗日的罢工……”洪汶激动地述说。
1935年底，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立即响应，洪麟阁和杨十三一道组织了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洪麟阁不仅参加了12月18日上午举行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当路遇军警阻击时，还直接组织学生分成两队，统一步调齐声呐喊南北夹击。在他的指挥下，学生们最终冲破阻截，胜利会合，这才得以按预定路线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