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机会来了，景帝秉承祖训，让各个国王、郡主推荐贤良文学之士，广川国王就把董仲舒推荐给朝廷。董仲舒认定了这个机会，告别父母和家乡，奔向遥远的京城。景帝把各郡国的推荐人选做一番考察之后，择优任命了一批博士，董仲舒名列其中。景帝对春秋公羊学了解不多，但也略知这门学问的深奥，暂且给董仲舒个博士当当，用得着时再委以重任吧。当时董仲舒只有40多岁，正值盛年。博士是个空头衔，以微薄的薪俸维持生活，没有实际工作可干，只能等待皇帝的再任命。然而，景帝过后就把这一档子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任何重要抉择都要审时度势，都要将对情势的判断与自己的人生目标相对接。董仲舒看清了这个博士头衔的实质，于是做出了新的抉择：以退为进，蓄势待机。
那一天，董仲舒离开京城，踏上返回故乡的道路。他要回故乡收徒讲学、教书育人，传播儒家思想，扩大儒家学人队伍。回到广川，董仲舒的地位与原来大不相同了。他是皇帝钦点的公羊学博士，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博士可是象征着学问与权威啊。董仲舒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赶来报名求学的年轻人踏破门槛。学生不断增加，董仲舒几次更换更大的房子做教室，后来干脆就把教室搬到露天地里，周围用粗布围挡起来，即所谓的“下帷讲学”。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弟子队伍，让春秋公羊学继续发扬光大，也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拓展自己的学术研究，董仲舒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司马迁《史记》载：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董仲舒在空地里围起布帷授讲，让学生教学生，高年级给低年级上课，很多学生学业已经结束，快要离开了，还没有见过董仲舒的面。
董仲舒除了教学之余继续研究春秋公羊学之外，还游学四方。一是通过学术交流，促进自己的研究；二是为了传播春秋公羊学，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在河间国，董仲舒就受到献王刘德的召见。刘德诚恳地向董仲舒求教，二人关系极洽。这时节，董仲舒声名鹊起，备受世人推崇。一般人看来，董仲舒已非常风光，但不知深得儒学真谛的董仲舒早已把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学的政治使命，如不能让儒学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服务，那就是失败。
多少年过去，董仲舒已经60多岁了。那等待已久的机遇何时到来呢？董仲舒内心非常焦急、非常迫切！
有时机遇与厄运如影随形，当这样的机遇到来时，对于抉择的主体，是严峻的考验。由于机遇的巨大诱惑力与厄运的隐蔽性，在这种考验面前，一般人是容易失败的。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年轻的小皇帝认为现在不再需要“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了，应该冲破黄老思想的束缚，放开手脚干一番大事业，于是在即位之初就征召贤良之士，对儒家学说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此次武帝的征召贤良，是儒学的一道曙光，对董仲舒来说是一次机遇。但这次机遇没有把选择的权柄放给董仲舒本人。董仲舒四方游学，那时他正在河间国与献王刘德切磋学问。皇帝的诏令下达之时，董仲舒不在广川，而河间国又没有董仲舒的户籍，因此两边都没有举荐董仲舒。
他错过了这次机遇，但是他也因此错过了一次厄运。
当时武帝虽已登基，但朝廷的实权仍掌握在他的祖母窦太后手里。窦太后深好黄老之学，她对汉武帝的重儒招贤强加干预，不仅使招贤举措胎死腹中，而且把帮武帝重用儒生的大臣如郎中令王藏、御史大夫赵绾等撤职问罪，逼他们自杀。假如这第一次招贤，董仲舒名列前茅，说不定早就被窦太后一棍子打死了，哪还有后来的“天人三策”？应该说，冥冥之中的阴差阳错，让董仲舒躲过了一场厄运。
1992年，我作为政府的调研工作者第二次拜访了董仲舒故里。那时，我在广川镇董子祠断碑残碣前想到了有关机遇的一些问题：一个人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它与前人打下的基础，地缘提供的便利，天时造就的环境密切相关。而我们当代人，如何继承前人，如何利用地缘优势，如何借助天时提供的良机，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