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机遇在等待有准备的人。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再次在全国招贤纳士，此时的董仲舒真正感受到了儒学的新曙光。
董仲舒是具有超强意志和超常定力的人。自从第一次入朝，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博士之后，董仲舒用20年的功夫韬光养晦，暗暗地下死功夫，研究春秋公羊学如何为当世所用的大问题。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错过机会之后，聪慧的董仲舒就预知下次机遇必然要到来，于是更加紧研究儒家学说和一整套应对方案。此时，63岁的董仲舒胸有成竹地返回长安，以贤良身份等待皇帝的召见。
这次全国被推荐的贤良之士共一百多名，而董仲舒名列第一。汉武帝向董仲舒垂询了思考已久的“王道之说、天命符契、灾异原因、性命不齐”等根本性问题，董仲舒立足于《春秋公羊传》和阴阳学说，为汉武帝做了独到的解答。第一次策问完毕，汉武帝意犹未尽，又给董仲舒加了两场策问，让董仲舒把他多年研究的儒学思想和治国之策完备地阐述出来，使这位年轻的皇帝茅塞顿开、龙颜大悦。
董仲舒阐述的思想体系，简要概括就是两句话：“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国民顺从国君，即服从皇帝。这是董仲舒对历史教训的概括总结。这个“民”，董仲舒重点所指就是那些有政治势力的诸侯国王，因为这些人是国家分裂的主要威胁。董仲舒提倡“大一统”，就是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要思想既是远见卓识，又是针对分裂危险而提出的先进理论。
“屈君而伸天”就是要国君服从上天。董仲舒从另一方面总结历史教训，提出“天人感应”，“屈君而伸天”的理论，就是要用“天”的权威限制皇帝的权威。那么，天是什么？天人如何感应？董仲舒继承过去的天命论，又与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河北作为燕赵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历代学人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而其中又有众多杰出的贡献者。在这“众多”之中，首屈一指的应该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天人三策”撬动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史，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仅凭这一点，董仲舒的人生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自“天人三策”始，董仲舒就把自己人生抉择的权柄交给了皇帝，而汉武帝只看中了董仲舒的学术和治国方略，并没有看中董仲舒这个廉直而不善变通的人。汉武帝在给了董仲舒巨大荣耀的同时，又给了董仲舒一个意想不到的尴尬。汉武帝本应在朝中给董仲舒安排个重要职位，但却让他到诸侯国去当一个国相。董仲舒任职的这个江都国的国王刘非恃功倨傲，不听皇帝吆喝，汉武帝让董仲舒去做“诛心”的工作，教育国王。董仲舒用儒家礼仪约束这位国王，国王也不敢对他无礼。董仲舒又以“江都止雨”“江都祈雨”使江都国人上下折服。江都国也确实出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景象，这些都可算作董仲舒的政绩。但是，国王刘非并没有改变他对汉朝朝政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汉武帝将此也算在董仲舒“诛心不力”账上，将董仲舒降职为中大夫。几年后汉武帝可能觉得这样对待董仲舒有点不好意思，又恢复了他江都国国相的职务。而此时的江都国王已由前任国王的儿子刘建接任，这个新国王更难驯服，汉武帝的意图就更没有指望兑现。
此时的董仲舒清醒地认识到凭自己无法改变的人生态度、从政理念和秉性，在仕途的道路注定是走不远的；而从政的真正机遇也不会再眷顾自己这样一个廉直、僵化、不入流俗的人。于是董仲舒决定逐步淡出王朝政治，转而去做学术研究的老本行。
董仲舒这种“渐退”和“淡出”策略，对他的人生的确起到了保护作用。一方面，避免了在政治漩涡中遭遇不测之祸；另一方面，又给自己腾出继续研究儒学、著书立说的足够空间，使他的学术成果以文章书籍为载体传之后世。在竹简刻字的时代，能留下《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几十万字的著作，应该归功于董仲舒的这一抉择。
董仲舒是个懂进退、知行止的人。董仲舒一生，历经五代皇帝，以90多岁高龄寿终正寝。董仲舒一生有完全自主的抉择，也有别人强加的抉择，董仲舒都以自己的思想智慧经验和方略给以或顺或逆、或进或退的二次抉择，使两类抉择共同成全了他的人生价值。
去年秋天，我第三次拜访了董仲舒故里，并在其故地大董故庄附近分属景县、故城、枣强三县的十几个村庄做了一番考察。在这些村庄里竟然有仍健在的三个道德模范，因而这一片土地被人们奉为“道德高地”。普通农民林秀贞40年如一日赡养孤寡老人；外科医生吴殿华66年坚持与患者建立血肉关系；而王文忠作为先富起来的亿万富翁，则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回故乡当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乡亲们一起拼死拼活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他（她）们的人生抉择，基于新时代的新境界、新追求。我在想，作为董子故乡的人，他们从董仲舒身上继承了什么？扬弃了什么？发扬了什么？又注入了哪些新的内涵？
我久久思索，不能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