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记者张昊/文 陈建宇/图
在石家庄建行宿舍张先生家中，保留着一张1943年日伪政权逼迫村民签署的“志愿书”，见证着日伪政府侵华期间强制推行“大东亚新秩序”。
见证：日伪逐户逐人逼迫签署“志愿书”
据张先生讲，1942年，日军对河北中部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随后不久便开展了所谓的“新国民运动”，采用强制手段逼迫村民签署“志愿书”，承认日本推行的“大东亚新秩序”，企图以此来摧垮当地的抗日政权和武装。
张先生手中的这张志愿书是1943年日伪政府逼迫良乡县(今属北京)村民签署的。“志愿书”为8开纸，铅印内容“竭诚立志愿在新政权领导下，亲人睦邻，向建设东亚新秩序之途径迈进，务使政治明朗，国基永固，如有反动行为，甘愿受法律制裁”。文字下方则是立誓人签名和按手印的地方。从立誓人的姓名来看，四人分别为“李全生、李杨氏、石景仁、石冯氏。”“这些人应是夫妻，日伪政府很可能是逐人逐户地逼迫签订‘志愿书’的。”张先生讲。
留存：“志愿书”因为另作他用得以留存
张先生讲，这些珍贵的资料是他在10年前从一个山西朋友手中购得的一份1946年良乡县司法处的一份刑事卷宗内发现的，“志愿书”的背面则是在1946年被用作一个名为“刘炳刚”刑事讯问笔录用纸装订在卷宗内，才得以保存下来。“肯定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没把这些纸带走，后来其司令部被国民政府接管后，就用这些纸的背面接着记录其他东西了。”
张先生表示，这些“志愿书”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统治的实物资料，是日本侵华的罪证，自己会将它好好保存下去。
相关背景
“大东亚新秩序”
据史料记载，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1940年7月22日近卫内阁制订《基本国策要纲》，把日本势力范围扩大为“大东亚”地区，声称遵循“八宏一宇”精神，建设以日本为中心、以日“满”华紧密合作为基础，囊括“大东亚”的新秩序和经济协同圈。同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8月1日的谈话和7日发表《皇国外交方针》一文中，主张建立包括南洋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该词逐渐流行。近卫文麿指出“大东亚共荣圈”指明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印尼、新几内亚等大洋洲，及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为大东亚之范围。
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与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泰国、菲律宾、缅甸、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等共同召开大东亚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大东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