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庆，霍尔（前排左一）作为国际友人在天安门观礼。
“我和‘病人’坐在第一辆大车上，凯瑟琳戴着墨镜，全副传教士打扮，骑自行车跟在旁边，时刻留心车上的东西和周围的情况。”几十年过去，郭庆兰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从保定到定县（今定州市）时自己心中的紧张——因为他们身下的马车上，“木箱和竹箱里装满药品，箱子下边还藏有电器设备和无线电，只是在上面装了一些铁筒饼干作掩护。”
此前，在北平开往保定的火车上，她们所乘坐的车厢里坐满了枪不离身的日本兵，看着身边一脸镇定的凯瑟琳，心里七上八下的郭庆兰不禁感慨：“她真勇敢。”
与沉着稳重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霍尔其实只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小女人。为了不引起日军怀疑，平时衣着朴素的霍尔每次外出买药时，都会穿上全套传教士服装，用装扮刻意突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为了帮助八路军买药、运送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从1938年底到1939年秋，凯瑟琳·霍尔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频繁出入北平30多次，并为八路军建立了一条地下医疗药品输送站。”与马保茹不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国庆对霍尔的关注，是从研究白求恩开始的，但与马保茹一样，他也被霍尔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他告诉记者，当时药品输送站的工作危险而繁重，这不仅需要在沿途的各站有地下组织保护，还要利用保定、定县、安国等地的教会以及客栈关系。
“这一路上要经过几道日本人的关卡，凯瑟琳·霍尔的药品标签是安国的教会医院，日本人要逐一将品名、数量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再到医院去验证。”为了不引起怀疑，霍尔要逐步加大药品的运量，把所有药品运到安国登记后再转运到晋察冀边区，“有些只能是在夜里悄悄送出，这需要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为了地下运输站的安全，霍尔采用了完全单线联系的办法。”马保茹说。
与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来到中国的白求恩不同，霍尔本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新西兰传教士，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这么频繁地为八路军采购药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