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
李公朴之女张国男。 周聪聪摄 寇志民。
思 索
1945年8月15日晚上，云南昆明。在大后方欢庆胜利的沸腾中，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李公朴的女儿、84岁的北京医院离休干部张国男依然记得，起初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父亲也曾带着大家又唱又跳，甚至买了鞭炮庆祝。然而，夜深人静后，曾在抗战初期深入晋察冀考察半年之久、并将那里称为“新中国雏形”的李公朴，却独自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早，当李公朴的助手、后来成为张国男丈夫的王健将自己连夜刻的一枚“和平民主”的印章拿给李公朴时，却发现同样彻夜未眠的李公朴写下了一首题为《不要教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诗歌：“不要狂欢，且慢骄傲，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
“和平、民主是父亲一生的追求。”当年，因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李公朴为“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出生的女儿起名“国男”，谐音“国难”，并希望女儿像男子一样保家卫国。由于对民主的推崇，李公朴甚至让儿女自由选择姓氏，小国男因此选择了随母亲张曼筠姓“张”。
“日本是打倒了，和平民主还没有争取到，还不到时候剃胡子。”张国男记得，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看到闻一多将胡子剃掉，对和平民主保持理性判断的李公朴这样说。
“但父亲没等到和平民主真正实现。”1946年7月，李公朴在昆明市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次日凌晨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直到父亲身披国旗，坐在一个大铁皮桶里，在熊熊大火中化为一捧骨灰，他那把长长的胡须都没能剃掉。”
“历史从来不是割裂的、片段式的，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各界民众万众一心抗争得来的。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历史细节沉淀下来都是国家记忆，而历史每一个真实的侧面都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作为数十年研究河北抗战的权威，中国抗战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谢忠厚也是一位抗战亲历者。
谢忠厚的家乡在冀县（今冀州）西沙乡西沙村，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刚刚7岁。
谢忠厚告诉记者，他的家乡虽然地处冀南抗日根据地，但实际上却是日军统治区和根据地的拉锯之地。“村东6华里的小刘庄，是日本鬼子的据点，南边仅1华里，就是日军修筑的公路。”虽然“处在日军眼皮子底下”，但村里的地下抗日活动，却从未停止过。谢忠厚回忆，那时候村里几乎家家有地道，他家也不例外。
由于当时年纪尚小，谢忠厚只记得亲见的两次战斗，其中一次非常激烈，日本人打死了不少八路军的“学生兵”，自己也伤亡惨重。至今，谢忠厚仍清楚记得，在那次战斗之后，他和二哥跑出去捡日军遗落的子弹壳和罐头皮，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这是为了交给八路军打鬼子。”
关于胜利日本身的记忆，当时年仅7岁的谢忠厚不如成年人那样清晰：“毕竟年纪还小，对胜利确实没有概念，只是直观地知道村东边的据点被八路军拔掉了，南边的公路也被拆毁了，再也不用怕日本鬼子来了。”
“直到从事了抗战史研究后，我才越来越明白了八路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我们的抗战为什么会取得最终胜利。现在很多人对抗战不了解，或者了解片面，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对我们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也往往缺乏充分认识。我们今天越来越明确和重视胜利日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强化国家记忆，凝聚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共同精神信仰。”谢忠厚老人说。
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王思达周聪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