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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在亲情与大义的天平上，作出了痛苦的抉择
1935年2月的一天，一个自称叫张惠高的“木材行老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数口沉甸甸的箱子，匆匆搬进了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栋二层小楼。
这个“张惠高”，其实就是陈为人的化名。
陈为人夫妇接手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后，按照规定，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单线联系。这，也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
而此时，韩慧英在去往张唯一住处后意外被捕。妻子的失踪使几年没有与党组织直接联系过的陈为人被迫启用备用通道，紧急约见其他地下工作者，这才得知了张唯一等大批地下党被捕的消息。
来不及打听韩慧英的确切下落，几年中已经不知搬过多少次家的陈为人，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和中央文库紧急转移到用高价租下的合兴坊新居。
先后两次在狱中受尽严刑并落下严重腿伤和肺病病根的陈为人当然知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妻子一旦被捕将面临什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证中央文库的安全。
不得不放下亲情的，同样还有魏春波。
“早在魏春波入党之初，他的家就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张书明说。1938年12月25日，由于汉奸告密，秘密潜回家中存放公款的魏春波被日伪军堵在了村里。在妻子徐桂芝、小女儿魏淑敏和三弟魏长庆的苦苦相劝下，本想与日军拼死一战的魏春波翻墙逃出，徐桂芝和魏长庆却被敌人抓走。
1939年1月8日，在兴城大集上，受尽毒刑却对魏春波来意和去向守口如瓶的徐桂芝被日本鬼子割掉双乳后残忍杀害。魏长庆也在被拧掉牙齿、劈下臂膀之后遇害。
“当父亲回村从老院子中取出了母亲用生命保护下来的手枪和公款时，泪流满面。”魏淑敏生前回忆说。
1940年4月，魏春波的大哥、交通员魏长胜为保护文件跳崖牺牲。两周之后，魏长胜的长子、魏春波的侄子魏顺隆回家探母，因汉奸告密，被敌人包围，突围时英勇牺牲。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四位至亲遇害，魏春波却亲自把年仅14岁的女儿魏淑敏送到战地医院，叮嘱她要像妈妈那样为党工作。
搬到合兴坊后，陈为人一度与上级组织接上过关系。然而，一年后，由于党内再次出现叛徒，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为人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此时，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却仍严格按照党的秘密条例规定，高价租住单幢房子存放档案。为此，他只好靠典当物品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到最后，在二楼他和家人居住的房间里，不仅家具变卖一空，甚至连罐头盒之类的杂物也都卖光了。而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一楼厅堂的摆设仍然维持着一个‘阔老板’应有的排场。”
张鼎告诉记者，当时陈为人全家每天只能以两餐红薯粥充饥。“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他常常在粥上盖上一片鱼干，再把粥端到楼上给一家人吃；可快到楼上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鱼干嘴馋吃掉，只得又把它偷偷藏起来。”
就这样，一片鱼干曾经用了一个月。
为保持“家庭化”的掩护方式，万般无奈的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我赶到上海，才获悉姐姐已被捕半年。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在姐姐的影响下心向革命，因此在内接替姐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2009年才去世的韩慧如生前回忆。
远离那个时代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们在亲情与大义间做出选择的背后，经历过怎样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