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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先锋·誓言永恒】追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016-08-04 09:55:07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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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然

陈然

葛振林(右)和宋学义。

葛振林(右)和宋学义。

李保国生前在给农民传授农业技术。

李保国生前在给农民传授农业技术。资料图片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阅读提示

    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到“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从“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自从94年前的中共二大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党纲被正式确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终身奋斗的表述,就一直出现在我党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入党誓词中,成为对每个共产党员实现最高理想的具体要求。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为了心中这份理想,一群经受酷刑折磨而不改其志的地下党员,在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最后时刻,仍在思考党的建设、担忧党的未来,披肝沥胆,为党留下了一份“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报告”;

    为了心中这份理想,两位曾从狼牙山纵身一跃却死里逃生的战斗英雄,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始终保持本色,积极工作,默默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为了心中这份理想,一位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把实验室建在田野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扶贫事业中。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血与火的考验下,还是平凡岁月的磨洗中,他们,始终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一种超越任务的使命

    1949年2月,重庆歌乐山白公馆。

    刚刚被转押至此的罗广斌,在牢房里结识了年轻的陈然。

    “陈然1923年生于河北香河,16岁在抗战剧团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前曾任重庆《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今天的我们都已熟知:罗广斌,就是后来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而陈然,正是《红岩》中成岗的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告诉记者,到与罗广斌同囚一室时,陈然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已有10个月,尽管受尽酷刑,他却始终一口咬定《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牺牲自己,保护同志,是当时陈然早已下定的决心,原本也是他作为一个党员,用鲜血和生命完成的最后一项具体任务。”

    然而,在这位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心头,仍萦绕着一桩始终无法释怀的心事——当时,陈然从自己被捕以及在狱中目睹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开始,对党的领导干部叛变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

    与罗广斌、刘国鋕等囚于一室之后,陈然开始多次就此事件引发的教训,与同志们进行深入讨论。

    最终,由张国维、江姐、陈然等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们发起并集体讨论,形成了一份由罗广斌执笔的报告。

    “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从国民党撤离重庆前的大屠杀中侥幸脱险后不到一个月,给党提交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八条’正是根据这份2万多字的报告提炼的。”厉华介绍。

    今天,在白公馆二楼东头最后一间牢房的墙上,悬挂着一块写有“狱中八条意见”的铜牌。这八条意见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意见中的很多内容,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信息资料室主任冉世民表示,陈然等人在被捕之后,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原本已经充分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可以说,正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才使他们带着这样超越本职工作、超越具体任务的使命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本着面向未来的态度,留下了这份披肝沥胆的报告。”

    在很多人眼中,以付出生命的行动为代价,完成某项任务,已经是绝对的忠诚。但却有这样一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永远怀着一种超越具体任务的使命感,以整个生命为单位,不断前行。

    “父亲是河北曲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我早就知道父亲是老八路、打过鬼子,可小学第一次看《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其中的原型之一。”在葛振林长子葛长生的记忆里,父亲从不以英雄自居,也从不主动谈当时跳崖的事情。“他在家里没有跟我们谈过一次这件事。”

    鲜为人知的是,1941年在狼牙山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葛振林一直留在战斗一线,历经了历次反扫荡以及张家口战役、清风店战役、太原战役、天津战役等无数恶战,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参加了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革命战争年代,葛振林全身先后六处负伤,是三等甲级伤残军人。

    “认真是他的一大特点。”曾与葛振林共事多年的原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朱旭告诉记者,“他在分区后勤部负责军装的发放、后勤保障等物资管理,从来没出过错。”

    无论是出生入死、惊天动地,还是点滴小事、岁月磨洗,他们始终保持着坚守与担当的姿态,一桩桩一件件,没有“到点过站”的概念,没有分内分外的区别……

    2016年3月6日晚8时许,当记者拨通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的手机时,他和爱人郭素萍正坐在从徐州开往沧州的火车上。

    原来,当天早上5点多,老两口就从保定乘汽车到沧州,然后搭乘火车到江苏徐州,指导一个核桃园的果树修剪。因为第二天上午在石家庄某村,他们还安排了一场技术指导,所以在江苏一天也没有多待,就连夜倒车赶了回来。

    而让他们星夜兼程往返一千多公里的,只是一位素昧平生的普通核桃种植户的一个求助电话。

    “核桃修剪,一年就得趁这几天,要不就晚了。”谈起这件事时,李保国的回答简单地让人吃惊。

    在李保国的手机里,存着三四百个这样陌生农民的电话号码。“井陉核桃”“曲阳核桃”“平山苹果”……素不相识的求助者就这样被存入通讯录,以便随时指导。

    直到一个多月后猝然离世,他的手机里,仍不断传来这样的求助电话。

    一个超越生死的理想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枪杀于重庆大坪。

    将近一个月后的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11·27”大屠杀中,在毅然反正的看守杨钦典的帮助下,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余名难友冲出白公馆——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狱中八条”以及教育了几代人的著名小说《红岩》,这才有机会得以面世。

    而陈然,正是最早在狱中与杨钦典接触并对其开展策反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

    “陈然在狱中的凛然正气和审讯室里那种不屈气节,令我很敬佩。”杨钦典在一份回忆资料中曾经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

    “望着这位年纪不大、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不肯屈服的样子,我既感到震惊,又有些不解,不明白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让这些‘共党分子’竟然一个个都是那么坚定而强硬。”

    而陈然在私下里对杨钦典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为了穷人有饭吃,才不顾个人安危闹革命的,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为策反这个同情革命、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心怀不满的看守,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与杨钦典拉家常,谈乡情,讲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百姓的痛苦,直到被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一理想和信念从未动摇。”冉世民表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坚定的目标,他们才能坦然面对生死,绝不屈服与动摇。

    1970年冬,狼牙山五壮士中另一位幸存者宋学义,曾自费到昆明探望正随队在当地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儿子宋福保。

    部队得知宋学义的身份之后,特地请他为战士们作了一场报告。

    “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地听父亲讲述自己的故事。”宋福保说,整个故事里最令自己震撼的,并不是尽人皆知的舍身一跳,而是父亲生还后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跳崖当晚,死里逃生的宋学义、葛振林带伤连夜下山寻找大部队。路遇险情,腰部已经受了重伤、不时吐血的宋学义毅然提出,由自己爬着到前面探路,为的就是万一碰上敌人回不来了,伤势较轻的葛振林还能逃离险境,“继续打鬼子”。

    正是因为如此朴素的情怀升华为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坦然面对得失,哪怕献出整个生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保国夫妻一起进山研究“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了方便工作,他把岳母和儿子一起接到了没水没电的大山里,一住就是4年:儿子哭着喊着要回市里上幼儿园,他们狠着心把孩子硬拽下车;一个炸山造林的炮眼没响,李保国独自一人走出掩体,拆除引信……

    2016年3月,生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的李保国,曾利用到石家庄出差的空余时间,在一天之内,跑了4000亩苹果地进行技术指导。

    别人说他辛苦,他却说,我帮农民早一年进入盛果期,一亩地就能增收4000斤苹果,按一斤苹果卖两块钱算,这就3200万元。“一个人辛苦一天的事,这多吸引人,多有成就感,多值?”

    李保国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曾当面询问:是什么让你在30多年的紧张工作状态中一直保持激情?是怎样的信念和特殊的情结,支撑你一直扎根山乡?他的回答同样简单质朴:“干成点有益于人民的事。”

    一份超越时空的追求

    红岩烈士牺牲13年后的1962年夏,重庆渣滓洞,陈然的难友们曾经被关押的地方,一个拖着镣铐的身影出现在阴冷的刑讯室里,徘徊在逼仄幽暗的囚室中。

    这个令参观者讶异的沉思者,就是和陈然一样生于燕赵大地的空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原创作员阎肃。

    当时,为了创作歌剧《江姐》,阎肃和创作团队的其他一些成员,把自己“关”进了渣滓洞。

    七天七夜,戴镣铐、睡囚室、吃牢饭,阎肃甚至真实体验了“坐老虎凳”。

    “残酷的狱中生活”给这位比陈然只小7岁的军中才子巨大震撼和启迪,很快,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烈士形象,被他鲜活地搬上舞台,至今已被数百家文艺团体排演半个多世纪,演出1000多场次,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人。

    回忆当年的创作过程,一生给世人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佳作的阎肃说:“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想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哪儿、共产党员什么样!”

    “以江姐、陈然为代表的红岩烈士,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笔坚强不屈的精神财富。60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读‘狱中八条’,仍然发人深省。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在生死考验面前,意志薄弱者最终要原形毕露;身处花花世界,理想信念动摇者,同样注定要败下阵来。”

    厉华认为,“狱中八条”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在全党上下正在努力践行‘三严三实’、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的形势下,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至今仍然值得重视和警醒。”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改革年代,无论所处的历史方位如何变化,无论个人境遇如何,总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始终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宋学义在解放初回故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务农时,绝口不提自己负伤转业的具体原因,差点因此成为“失落的英雄”。

    可1959年,他到河南滑县开会时,适逢河堤决口,眼看在场的群众手足无措,平时从不在公开场合主动提起自己姓名事迹的宋学义,当即跳进水里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儿坐在决口处筑成人墙!”人们顿时跟着他扑通扑通跳下河去,用身体堵住了决口。

    1982年,葛振林正式离休。原本一向很少谈及自己跳崖经历的他,离休后一改昔日习惯,担任了全国近200家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先后应邀到北京、河北、河南、湖北、广东等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厂矿,义务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400余场次,听众达40多万人次。

    “父亲作报告从来不用公车,也不让对方来接。能骑自行车的时候就骑自行车去,后来年纪大骑不动了,他就拄着拐杖走着去。报告结束,不但不吃饭,还要叮嘱一下对方:‘你们也别以我的名义吃喝啊,咱们还不富裕,有那个饭钱可以给娃们买多少书啊。’”葛长生说,有一次,衡阳某学校给葛振林送了20元讲课费,结果被葛振林怒冲冲把钱扔出了家门。“打那之后,没人再敢跟老人提报酬的事。”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在衡阳病逝,终年88岁。

    至今,葛长生仍记得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时的情景。“护士刚把灯打开,父亲就关了,空调也让关了。‘姑娘,还不黑,也不冷,别浪费,咱们国家还不富裕。’”

    不论时空、身份如何变换,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始终围绕人民两个字展开,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

    怀着这样的忠诚,1981年2月,李保国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0天之后,就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深山。

    ——“太行老区,革命年代牺牲了多少人,他们图什么,不就图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吗?先辈们流血都不怕。咱们流点汗算什么?”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35年如一日,每年在山区工作200天以上,足迹遍布我省太行山区所有县域。在生命的最后101天里,他仍外出62天,行程7860公里。

    ——“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我懂科技,又不图挣他们的钱,就是要帮他们富起来。我脚底下有根。”

    带着这样纯粹的念头,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亮了前南峪生态经济沟、富岗苹果、绿岭核桃等一串闪光的名字。

    “我们党是一个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要守住理想、信念、宗旨,始终对党忠诚。”冉世民表示,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具体实在的英勇奋斗,正是由于他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成就了从“星星之火”到领航中国的光辉历程。

    (感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赵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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