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红军来自群众，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
“两万元人民币，是我一点微薄的积蓄，其中一万元作为最后的党费，另外一万元捐助给那些因贫困失学的孩子们。这些钱款是我能够为党和人民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摘自老红军、正师职离休干部高余屏在2003年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当时，83岁的高余屏已身染沉疴，手不能握笔，目不能视字。自知“报效党和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的她，强撑病体，趁神志尚清楚之际，催促子女代笔记述下了这封“红军女战士的最后一封信”。
除了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和表达对“追随眷恋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之外，高余屏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老区的孩子们。
2001年10月，高余屏和同为老红军的爱人、河北省原军区顾问张方明一起回婆家——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张石河村探亲。
“看到曾经熟悉的故土和老区的百姓，公婆感到很亲切，但在得知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脱贫时，他们又十分难过。他们请随行亲属和工作人员购买了200套文具和一些体育用品，连夜整理成套，在张石河村小学亲手发放给学生。”高余屏的儿媳妇秦保华告诉记者。
捐助仪式后，张方明和高余屏却发现，许多孩子竟脱下鞋子打赤脚回家吃饭。同样出身贫苦的老两口知道，孩子们是怕把鞋穿坏了，舍不得。
这一幕，让张方明和高余屏深感自责和歉意。
“当年，让天下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是我们红军对劳苦大众的承诺，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偏远老区的人民还是这样贫困。”高余屏生前曾这样回忆。
“自从那次回来，老区人民特别是那里的孩子们，就成了老两口心里最大的牵挂。婆婆跟我说：‘红安部分地区还那样贫困，长征时路过的康藏、陕甘地区有些地方条件可能还要差。每当想到老区人民，特别是那些与我结下深厚友情的藏族姑娘们，我更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的生活而焦虑。’”秦保华回忆。
从红安回来不久，高余屏便病倒了，在弥留之际，她留下了上面那封口述信。
在随后的几年中，张方明每年都坚持捐资助教，帮助老区百姓和孩子们。
“我们红军来自群众，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张方明红着眼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常回老区看看，老区不富，死不瞑目。”这是1992年聂荣臻元帅去世前，对前去看望的老红军、河北省原衡水地区广电局负责人郑苏说的话。
这是曾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过的聂荣臻元帅对老区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牵挂。这句话也深深影响了曾经长期在晋察冀，尤其在阜平工作的郑苏。
自从1982年离休，郑苏就长期在阜平进行扶贫工作。他发起了河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担任常务理事并分管阜平县，还联系了80多个老同志，组成“河北省会扶贫阜平协会”。郑苏以80多岁的高龄，一趟一趟往老区跑，为阜平完成了大小工程数十项。
“刚来阜平扶贫时，郑老就已经年过花甲。他坚持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下乡都是步行从不坐车，不给政府添麻烦，吃住也是自己负责，吃饭就是一碗面条。郑老总跟我们说：‘是去扶贫，不是吃贫！’”时任阜平县副县长的杨振英这样回忆。
嫌住招待所费用太高，郑苏干脆在老区促进会的办公室支起了床铺。“他为阜平建路建桥打开了致富的道路，建立了化肥厂、化工厂、造纸厂、果脯厂、养兔基地、养蜂基地、药材基地等，建爱国教育基地，并且为阜平中学建教学楼3座，资助了7名小学生。阜平人民为他建起了功德碑。”杨振英说。
78岁高龄时，郑苏因劳累摔倒在了扶贫路上，导致脑出血。可做了开颅手术后仅两个月，他就又回到了扶贫一线。面对家人的劝阻，他说：“我工作进行了一半，我必须回去。我是共产党员，我视死如归，没事。”
除了扶贫工作，郑苏还积极帮助当地群众平反冤假错案。在阜平扶贫期间，他帮助平反了9起冤假错案，7个人因此免于死刑。
“老区群众的事我不能不管。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当初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吗？长征那么苦，不就是为了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吗？”郑苏生前曾这样说。
“教育好孩子们，国家才有希望”
几个月前，石家庄市两所小学的数十名小学生来到秦光家里，认真聆听了这位老红军的革命故事。
年近百岁的秦光身体还很健康，只是耳朵有点背了。秦爱华把孩子们的问题一一写在纸板上，秦光看后再一一作答。
秦光动情的讲述，让孩子们深受感动。这些生在和平年代、远离战火硝烟的孩子们，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
秦爱华早已经记不清这是父亲接待的第多少批孩子了。“父亲特别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年年都有好多学校的学生过来。”
“这几年父亲年纪大了，总出去有些力不从心。之前身体好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去各学校演讲，都是无偿的，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了解革命传统。”
秦爱华无法准确计算父亲一共作过多少场报告。“几百场肯定有。”她说。从1956年开始，秦光就经常到各处作报告，有求必应，风雨无阻，大部分听众是学校的学生们。秦光也因此得到了“老红军故事大王”的美誉。
89岁高龄时，秦光还在河北会堂为1200多名中小学生做了一场“长征精神永放光芒———我所经历的长征”专题讲座。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一等伤残、身上还留着多处弹片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中间没有休息。
“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太优裕，需要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秦光显得颇为忧虑、又动情地说，“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
“尽管我不停地讲，可听报告的人数毕竟很有限。这就不如把这一切都写下来，这样范围更广泛，作用更持久。”为了让更多孩子受到革命教育，秦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银松传奇》《天台奇松》等儿童教育读物。他还多次从出版社自费购买这些书籍，一部分向社会捐赠，一部分低价卖给学生们。
和秦光一样关心孩子们的，还有老红军、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孙毅。
“从20世纪50年代起，父亲就经常奔走在北京中小学的讲台上，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故事，深得好评。”孙毅的女儿孙雯雷告诉记者。
“文革”结束后，孙毅看到十年浩劫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他说：“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教育好孩子们，国家才有希望。为了这些娃娃，我老汉得放下架子，厚着脸皮自找事做。”
至今，孙雯雷都对父亲30多年前“自荐”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的那次经历记忆犹新。
一天上午，孙毅走进离家不远的锦什坊小学，找到校长，开门见山地说：“我叫孙毅，是你们学校的邻居，想给孩子们讲讲革命故事。”
年轻的校长一时还摸不着头脑，但在年逾古稀的孙毅的一再要求下，不好推辞，就同意当天下午请他给4年级5班讲一课。孙毅讲得精彩，孩子们听得入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时校长才知道，这位不起眼的“老汉”，居然是开国中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的孙毅。
“为了更能在青少年教育工作中发挥余热，父亲晚年先后辞去了全国政协常委和总参顾问的职务，欣然接受各类学校的邀请，担任了60多所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辅导员，还担任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顾问。”孙雯雷介绍。
通过演讲，孙毅还先后同北京和外地的几十位青年人建立了师生关系，这些青年中有理发员、打字员、炊事员、保育员、小学教师和汽车司机等。多年来，孙毅一直坚持给他们邮寄书刊，每月寄出的杂志上百本，每次都是自己购买，自己包装，自己送邮局发出。
“父亲总是自己买大信封寄。每月工资发下来，父亲先抽出一千元交给家里作为伙食费，余下的钱除交党费外，全部用于青少年，包括捐助失学儿童。有时寄书太多，到月底还会出现‘财政赤字’，父亲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对警卫员说：‘小安啊，咱们去卖点儿旧报纸吧。’但这些‘小收入’最后又被他买书寄走了。”孙雯雷回忆。
得益于孙毅的教诲，当年的青年们，后来不少成了国家干部。
垂暮之年的老红军们，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全部倾注在了下一代身上。
在采访中，记者得到了一本钟枝棋写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回忆录》。书的首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写回忆录的目的主要是回忆生前的经历，更重要的为了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阅读时受教育、受启发，了解中国革命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教育下一代、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活下去，还不能死！”采访结束之际，靠在椅子上的秦光用力地挺了挺脊梁，一字一句地说。
结束的话
本报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红星闪耀八十年”今天结束。
感谢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本报记者得以找寻并采访到曾在我省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3位健在老红军，以及19位红军老战士的子女家属。
我们看到了这群红军战士的传奇人生、非凡意志和坚定信仰。
我们真切感受到伟大的长征精神。红星闪耀八十年，高扬的旗帜、铿锵的誓言、前行的呐喊，从未偃息。
面对新的“长征”，我们需要一次重温，一次致敬，也需要一次宣扬和传承。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怀抱初心，无惧挑战，向着梦想，谱写出自己的人生壮歌。 文/王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