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秋昌 张继合
评论和创作，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鲁迅先生曾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议，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他又说：“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鲁迅先生这两句话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必须有批评；二是必须有真切的批评；三是要有反批评。
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三点。按理说，有批评就应该有反批评，因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特别是好作品具有复杂性，批评家们不可能英雄所见略同，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可现在的情形却常常是：批评家喜欢自说自话，且喜欢说好话、吹捧的话、半真半假的话，或者干脆说假话。这样，看到没有说真话的批评，自然就不去“抗议”了。
鉴于文学批评存在的某些乱象，一个有责任心和有良知的批评家，要时刻谨记批评的实质和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批评？这里的“批”字，不是单纯的批评，更不是讽刺、挖苦或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像俗话说的“批八字”一样，是剖析，是解疑，是说明；“评”，即评论。所以，文学批评通常也叫“文学评论”。别林斯基说：“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批评就是判断。”这就是说，文学批评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判断。判断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判断作品的好与坏；判断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且做出实事求是的、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剖析和说明。
当前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诟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廉价的吹捧。批评家变得过分退让，含糊，要求低，满足于那些十分渺小的作品，赞美那些还算过得去的作品。现在许多廉价吹捧的所谓“批评”，还不只是“站位低”的问题。有的怕得罪人，于是总烧高香、说好话。有的敷衍塞责，不认真阅读作品。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经常看到有些“专家”临时抱佛脚地翻阅作品，待抓住了一两个话题后，便高谈阔论一番。此外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批评家的明星化。有些批评家忙着参加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研讨会，马不停蹄地“赶台口”。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哪里还有时间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作品呢？所以，当批评家变成活动家或像演艺明星一样忙着“赶台口”时，“真切的批评”就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批评的粗鄙化、广告化和言不由衷。
第二，“酷评”和“恶搞”。我们需要尖锐、犀利、坦率的批评，但是不能和“酷评”“恶搞”画等号——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建立在对作品细读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并对作家的作品进行整体把握之后得出的结论和看法。批评家发表的是个人意见，但他又极力避免个人偏见和感情用事，他坦诚、公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而“酷评”和“恶搞”，文风固然犀利和不留情面，但出发点是为了吸引编者和读者眼球，所言往往夸大其词，甚至耸人听闻；再就是其批评源于自己的好恶，其锋芒所向也往往是冲着作家本人去的。
第三，缺乏生活依据的批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也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批评家不仅要熟悉作家和作品，还要熟悉作品所描写的具体时代的生活，包括地域风情和自然环境。唯其如此，批评家才能对作家或作品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实事求是的准确判断。诚然，文学需要虚构和想象，但虚构和想象不是脱离生活的编造。作家的虚构和想象，可以夸张，可以变形，可以有悖于生活常态，可以荒诞，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出被现象掩盖了的真相，即内在的真实。所以，批评家判断作家的虚构和想象合理与否，依然要依靠生活。
然而，当下文坛缺乏生活依据的文学批评却屡见不鲜。其一，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用某种理论套作品，去提取例证。这实际上不是在评论作品，而是对某种理论的印证。这样的批评，多见于学院派论文。其二，不熟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生活实际，依然用旧眼光评判新事物。此类批评往往将真假倒置，却在当今盛行。其三，批评的垄断。任何专家都有专长，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绝不是无所不知的“全能选手”。但是，他们往往还要评论自己并不熟悉的作家和作品，最终只能疲于应付。
我们呼唤实事求是的批评，既要反对虚假吹捧的批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批评，也要反对哗众取宠、手舞棍棒的“酷评”和“恶搞”。若要避免这些不良倾向的影响，对作家、作品进行整体把握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应当引起批评家们的高度重视。
所谓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把握”，就是要在通读、细读的基础上，进行内容和艺术表现的综合分析，从而把握作家作品的总体倾向和最主要的特点或主导思想，审视其思想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结合得是否紧密，是否水乳交融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作家论，还是作品论，都要建立在细读深思的基础上，必须通读其所有作品和相关资料并鉴别其真伪。
唯有深入思考目前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形成“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文学批评才能肩负起其应尽的职责和使命，才能助推我国文艺事业得到真正的繁荣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