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为生命做证

2016-12-15 08:24:18 来源:河北新闻网 责任编辑:高小茹
法医,是一个注定要和尸体、血腥、悬疑“对号”的职业,也是一个让大多数人一听就会不自觉挑一下眉毛、隐约间触摸到一股寒意的职业。

    法医:为生命做证

    郑翠玉(左)、胡晓飞(中)、李建军(右)到达现场。在现场,法医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防护森严,也很少穿警服,更多的时候他们身着便装,接触各种各样未知的可能。田 明摄

法医:为生命做证

    胡晓飞和郑翠玉正在穿手术服,他们要做的并不是一场手术,而是要探求死者死前最后时刻所经历的真相。田 明摄

法医:为生命做证

    11月21日,一起凶杀案案发现场,李建军、胡晓飞、郑翠玉跳进深坑,对初现的尸骨进一步挖掘勘查。白 云摄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阅读提示]

    网剧《法医秦明》热播,把法医这个长久居于幕后的技术群体带到公众面前。现实中的法医真和电视上演的一样,西装革履,油头皮鞋,穿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发现线索靠灵机一动豁然开朗?

    电视是修饰过的艺术,而法医学是实打实的科学。

    法医,是一个注定要和尸体、血腥、悬疑“对号”的职业,也是一个让大多数人一听就会不自觉挑一下眉毛、隐约间触摸到一股寒意的职业。

    事实上,这是一门集法律和医学于一体的严谨学科。现实中的法医大多出身国内的医科大学,但和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进入医院救死扶伤的同学不同,他们要从或生或死的人体上为侦查侦破寻找线索和真相,为诉讼提供证据。

    记者跟随一群法医工作数日,从田间地头案发现场,到鉴定死因的解剖室,到做病理分析的实验室,近距离观察记录这刑侦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份用技术解释真相的工作

    去采访李建军,有点紧张。以为会在冰冷的解剖台旁。

    还好是在他的办公室。

    桌子上打开的电脑至少有5年“高龄”,即便只处于单纯的开机状态,也会发出嗡嗡的噪音。桌面上没有一张纸,更没有杯子和笔。也是,他的工作不是在解剖室就是在案发现场,办公室压根无需布置。

    这位1993年参加工作、现已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的浓眉毛法医,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23年间,他亲历过石家庄大大小小多少刑事案件中的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一下子很难说清。

    但他能清晰地回忆起多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名字和现场格局,甚至具体到现场某件物品的颜色和尺寸。

    比如谈到2010年12月13日的一起杀人焚尸案,他能马上准确报出死者的名字,在桌面上给记者勾画出一幅简单的案发现场结构图。

    甚至包括当时受害人背部伤口的数量和排列方向。

    在这起案件中,正是受害的男主人背部排列格外整齐的刀口,让李建军提出嫌疑人年龄偏小的推断。而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故意毁坏尸体的报复行为,有人认为是抢劫造成的无意识巧合。

    在对现场进行了地毯式提取后,李建军综合分析判断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种伤口更像是嫌疑人玩心很大、很幼稚的一种表现。正常情况下,杀了人还在人体上做这样的记号?”

    案件侦破后,抓获的三名嫌疑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而留下如此伤口的初衷也和李建军的推断惊人相似。

    “没有勘查现场,就没有发言权。在过去的刑事案件侦查中,法医的鉴定结论对案件的侦查走向曾经影响很大,让尸体‘说话’是刑侦工作重要的一块。”李建军说,这也是很多人会把法医称为“尸语者”的一个原因。

    法医的技术不仅能让尸体“说”出嫌犯的特征,还能“说”出死因。

    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室主任步建衡从业20年,现在他到的现场,基本上是全省较大较严重的案发现场。

    几年前,保定发生一起案件,请步建衡到现场指导。

    从表面看,这就是一起自杀现场,床头有安眠药,女死者躺在床上,左手附近有刀片,右手伸到床外且手腕有伤口。

    但是步建衡进入现场第一感觉是“现场过于安静”。

    “为什么要用‘安静’这个词呢?法医学是门科学,但是也会融入很多其他知识,比如犯罪心理学等。死者是一名租房独居的女性,结合这间房子里擦拭得过于干净的桌面等现场特征来看,实在不符合人回家后会动一些物品的生活习惯。”步建衡说,而最使他生疑的,是房间里一直开着冷风的空调。

    仔细观察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后,结合法医专业知识,他推断,地上的血液量并不足以致人失血死亡。步建衡在排除“死者割腕是辅因,疾病是主因”的情况下,给出结论:这是一起谋杀案。

    最终,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胸骨有断裂。这种创伤很可能是死者胸口受到外力重击,比如膝盖顶压造成的,而自杀是不可能形成的。

    警方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抓获了嫌疑人。果然,嫌疑人交代,自己是在和死者发生争执后用膝盖顶压死者致其死亡,其后又擦拭了房间内所有的痕迹、指纹,恢复了所有物品摆放位置,割开死者手腕伪装自杀现场,并且打开空调以延缓尸体腐败从而推迟被发现时间。

    现场,只是法医用科学和尸体“交流”的一个阵地。

    从血腥的现场转移到解剖室,又是另一番景象。

    解剖室大多隐藏在医院的地下室。11月11日,石家庄友谊烧伤医院解剖室内,李建军和石家庄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法医胡晓飞,以及到市局学习的赵县公安局法医郑翠玉,正在分析死者胸腔一处伤口的成因。

    旁观者心惊肉跳,操作者淡定从容。

    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走马观花”,他们要查验区分伤口是生前所致还是死后才有,要辨别哪一处伤口才是致死主因,要研究某个脏器的变化到底是外力还是疾病。

    有时,还需要做更细致的病理分析,“战场”就又要转移到实验室。

    提取的器官需要福尔马林溶液浸泡保存。我们熟知福尔马林液有防腐保鲜的作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实是甲醛的水溶液。实验室飘着一股淡淡的腥味,还有那浓浓的甲醛味,第一次进入实验室的记者戴了两层口罩依然“泪流满面”。

    11月2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负一层病理实验室内,胡晓飞和浸足了福尔马林的人体器官直线距离不超过30厘米。

    经过几天的福尔马林浸泡,现在需要切片脱水,以便在显微镜下观察。

    胡晓飞将每个器官称重量、量大小,托到眼前观察是否有异常,郑翠玉逐一拍照、登记,记录存档。刺鼻的甲醛味变得更加浓郁,每划一刀,胡晓飞就向后仰着身子“啊”一声,眼泪在镜片后面哗啦啦地流,却腾不出手来擦。

    郑翠玉在微信平台上建了一个名为“石门法医”的公众号,里面一篇文章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家里装修时,妻子宁愿多花点钱,也要买环保无甲醛的家具。这位爱家的妻子可能并不知道,在家远不如在单位时间长的郑翠玉,在工作中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甲醛。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法医工作。

    这并不是坚持一天就能逃离的岗位,而是法医和犯罪嫌疑人对擂的战场。

    被问及是否有心理障碍时,李建军说:“哪有什么害怕和内心戏,不过是一份用技术解释真相的工作。”

    1993年,分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事鉴定中心实习的第一天,李建军就赶上了一起杀人焚尸案,跟着师父出现场动手做解剖。“你学这个专业就会有这个心理预期,再说什么心理障碍的,是不是太矫情了?”

    社会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多包容

    “命案案情分析会上,法医不开口,其他人都别瞎嘚嘚。”步建衡至今对一位基层老法医当年的“狂言”印象深刻。

    这样的自信源于医学专业知识的支撑。5年制的法医专业,前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学临床医学的内容,最后一两年才会学习法医和刑事侦查。

    对尸体的伤口和现场布局,没有任何一名办案人员能比法医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但尸检总需要一定时间,随着侦查科技的发展、收集线索手段的增加,部分案件甚至在法医得出死亡原因前就抓获了嫌疑人。法医的鉴定结论,从破案的导引,渐渐演变成了诉讼的证据。

    侦查主导作用在淡化,好在针对法医的偏见也日渐褪去。

    “我高考的时候可没想过以后会干法医。”李建军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想让他承继父业。但录取的最后时刻,李建军从报考的临床医学被调剂到了法医专业。23年后,李建军的29名同班同学中,依然在法医一线的只有4个人,大多改了行。

    “过去工作条件也差,赶上案发在野外,田间地头也没法搭个棚子,往往就现场解剖了。装备也不到位,血液喷溅到身上是常有的事儿。可那也不能说我干完活,把这身衣服扔了吧。工薪阶层,哪扔得起,洗洗接着穿呗。”

    但李建军还是因为尸检不得不抛弃过一双鞋。

    那是一具高腐尸体,“戴着三层口罩都遮不住味道”。因为清理尸体的水混着蛆虫流到地面浸泡了鞋,尸臭的味道再难洗去,这双鞋不得不提前报废。这让李建军至今说起来都心疼得直嘬牙。

    相比如此的工作环境,李建军最害怕的其实是别人一听他的职业就眉毛挑起来,“那态度就是赤裸裸的嫌弃。法医的工作脏累不说,干的是刑侦的活儿,可哪有刑警说出去威猛勇敢”。

    李建军用下巴朝胡晓飞示意:“他们赶上好时候了,学法医的也多了,社会对这个行业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认可。”

    胡晓飞拥有河北医科大学和中国刑警学院的双学历,已有7年工作经验。从别人给介绍女朋友到结婚,他都没有遇到太多的“职业障碍”。

    和李建军的爱人一样,他的爱人也是一名医生,相似的职业背景使她们对法医工作有更多的认同。

    有一次胡晓飞和爱人去餐馆吃饭,俩人交流起人体脑组织结构以及发生病变的某种形态,说得过于投入,声音也没注意压低。“一抬头才发现,周围的食客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俩。我俩当时就乐了,也挺不好意思。”

    即使如此,每次出现场的时候,很理解胡晓飞的爱人还是会叮嘱几句“记得穿防护服”。可面对高腐的尸体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即使一回办公室就洗澡换衣服,高腐尸体特有的味道还是能带好几天。

    “习惯了,总得有人干。”胡晓飞淡淡地说。

    曾经,他参与的一起案件刚好发生在夏季,胡晓飞和同事把两名死者从现场抬出,在烈日下就开始工作。当3个多小时的勘查结束后,胡晓飞腰酸背疼,一屁股坐在地上,手往地上一扶,橡胶手套一下子就戳破了。“让汗泡得一身衣服都湿透了。”

    胡晓飞当法医前是不抽烟的。“我老婆说我这是给自己抽烟找理由,还真不是。有时候一干就是几个钟头,太累了,就靠抽根烟提神。”事实上,80%以上的凶杀案件发生时间都在夜间,大半夜被叫起来出现场,是每一位法医的必修课。

    目前,全省仅公安系统,就有近500名法医。而以石家庄为例,十年间,公安系统法医每年的解剖量正从300多具下降到140余具。当然,并非每一具尸体都绝对对应着一起刑事案件,但可以肯定的是,解剖量大幅下降的背后,是社会治安正越来越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胡晓飞的工作量让郑翠玉羡慕不已。

    郑翠玉是到石家庄市公安局拜师学艺的。县局一年不会有超过十起刑事致死案件的尸体,即使算上火灾、煤气中毒等非正常死亡需解剖案例,一年也不过三四十具尸体要处理。可在11月15日到11月20日的一周内,他就跟随李建军进行了7起解剖案例。

    “市局一个月的工作量,赶上县里一年的。太忙了,感觉每天团团转,学到的东西真是太多了。”郑翠玉上学时主动选择了法医系,源自从小对“警察破案”的崇拜。“当时也没想多么深,就是隐约觉得能去破案很厉害。”

    事实上,县里的刑侦技术人员少,法医也会当痕检人员使。有时候刑警中队有抓捕任务人手不够,相熟的刑警也会喊上他。“这份工作,大多数时候别人看不见。不过没关系,案子因为我们法医提供的物证有了突破能拿下,就特别有成就感。这就行了。”

    最难忘的是那些伤害和创痛

    法医们的工作场景几乎总和血腥关联,很多人也就难免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有着大腿般粗壮的神经和碉堡样结实的内心。

    实则不然。

    任何人的内心,都会有一池春水状的温暖。法医也一样。

    多年前,步建衡出过一个现场,一个黑作坊烟花爆炸。“树上、瓦砾中……”步建衡尽可能把每一块尸体碎片都捡起、拼凑。“死者家属失去亲人已经很难过了,哪怕尸体只是更完整一点点,对他们多少也是一种安慰。”

    采访避不开的“俗问题”之一是这么多年哪一个案子印象最深。一年少说过手上百具尸体的李建军坐在咯吱作响的椅子上,背靠着阳光微仰着头,念出一个名字——死者遇害时还不到2岁,是一起恶性案件的受害人之一。

    “特别感慨,一方面感慨嫌疑人的凶残,一方面感慨无辜生命的逝去。”

    而这起案件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

    李建军一直在四处打听,有没有针对受害人家属心理疏导的机构。很多时候,法医做尸检,家属可以旁观,他目睹过太多家属在解剖室外哭得倒地不起,悲怆难抑。他也一直对刑事案件受害人家属失去亲人的创伤深有感触。

    最近让李建军对这个问题更加念念不忘的,是一起凶杀案的目击者——一个跟随姥姥、姥爷生活的4岁男孩。孩子的姥爷患有抑郁症,棒杀了老伴儿后跳楼自杀。

    “现场大量的血迹遍布房间,而男孩应该目击了全过程。我到现场的时候,刚好看到同事把孩子抱出来。孩子的眼神呆呆的,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心理创伤要多久才可以修复,想起他就觉得特别难受。”李建军说。

    胡晓飞当了爸爸之后,解剖幼儿尸体时,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源于学术和技术的、好奇心一样的探究欲,而是多了些为人父母者对残杀幼童行为的愤怒和深恶痛绝。

    “有一起案子,父亲杀了两个亲生孩子,做解剖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怎么下得去手。”胡晓飞推推眼镜,两腮的肌肉用力地动了动。

    “解剖刀”们另一面的柔情,记者有幸见证。

    11月21日下午,李建军接到通知,通过嫌疑人指认,在某县耕地挖出了一具尸体。出发时,司机李师傅特意打了一暖壶热水放到车里。“没准儿又得一夜。”

    两天前,李建军其实已经到过这个挖掘现场,和办案刑警们一道,一直挖到次日凌晨3时。但由于地貌变化,第一次挖掘没有收获。

    21日这天,石家庄下起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在野外,风刮在脸上,半个小时脸就木了。胡晓飞和郑翠玉冻得耳朵通红,在一米多深的大坑里一铲一铲地挖着已经出现的尸骨。

    一个多小时后,尸骨渐渐清晰。

    大部分尸骨提取后,在现场帮忙的人喊,太冷了,要不差不多得了。

    李建军不同意。

    他要求用筛子一遍遍地筛尸骨下方的泥土。每一块小土坷垃,郑翠玉都仔细地捏碎,哪怕一枚趾骨都不放过。尽管这么小的骨头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法医鉴定的意义。

    “中国人有这传统,重全尸,除去腐坏的,能找全的尽量找全,也是个安慰吧。”李建军亲手捧起受害人的遗骸,放入铺好的床单,又仔细地打结包好准备带回实验室。

    临走时,他轻轻对着尸骨说:安息吧,我们会给你申冤的。

    已经飘洒了3个多小时的微雪,渐渐停了。

    [记者手记]

    刀锋与柔肠

    第一次和法医们一道出现场的那天,小雪。勘查车闪烁着警灯一路疾驰。趁着这个空当,法医胡晓飞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问了问儿子肺炎的病情,告诉家里不知道几点回去,晚饭不用等。

    没有更多的解释和交流,显然,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之后,他打开手机,把儿子牙牙学语的视频拿给我看,给同事看,又自己抱着看,一遍又一遍。

    这是一群奔波在特殊现场的特殊的人。

    他们为司法正义,用自己的认知去解读伤痛,告诉人们何为生,何为死,并让过去说话,让死者发言。正如有句话说的——要是你不肯聆听死者想说什么,你就没有资格处理任何案件。

    法治化时代,法医所从事的工作,更是诸多司法审判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特殊使命无可替代。

    这是一群走入芸芸众生,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一周多的采访里,记者和法医们一起出现场、进太平间、泡实验室,接触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细节。

    但触动最深的,却是在案情终于取得突破后的雪夜里,跟他们以及办案的刑警们一起,在小到招牌都没有的饭馆里,头碰着头嚼着大蒜吸溜饸饹时的场景。他们那一张张冻透了又终于暖和过来的红脸蛋上发自内心的欢笑,像大锤一样重重击中了我的心。

    人对于死亡,都有一种敬畏和恐惧。能够直面生死和接触生死的人,想必都有强大的内心和成熟的心境,或许也更能平静地看待生死。法医也是这样的一群人。文/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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