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西城南垣。燕下都文物保管所供图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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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又称“燕赵”。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似乎还是对故都位于邯郸、有大量成语故事传世的“赵”所知更多，而对同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的了解，却往往仅限于“荆轲刺秦”悲壮故事的一鳞半爪。
事实上，“燕”自西周被封为诸侯国之后，曾长期活跃在今天北京及河北省中、北部，写出了一段段壮怀激烈、跌宕起伏的历史篇章，对今天的燕赵大地也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自上世纪30年代起，随着对位于河北易县的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燕下都的考古步步深入，一座气势恢宏的皇皇国都被逐渐还原。1961年，燕下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燕，真的如太史公所言“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吗？我们的先人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怎样的故事，铸就了怎样的精神风骨？通过几乎穷毕生之力亲历燕下都考古发掘研究的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石永士的讲述，一个更加丰满的、有着灿烂经济文化成果的燕国呼之欲出。
走进今天河北博物院三楼“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有一件青铜展品陈列在进门处最显眼的位置。
这件1966年出土于易县燕下都老姆台遗址东的青铜文物，是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我省18件国宝级文物之一。它通高74.5厘米，宽36.8厘米，兽首衔环形，兽首上部正中站立凤鸟，两侧盘绕长龙，因此被命名为“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铺首。
一个形体巨大、雕饰华美、尽显王者之气的燕国宫殿门环，该如何与史籍记载中战国七雄里最弱小的燕国相对应呢？这让许多燕国历史的研究者也不禁追问，历史上的燕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亲历了这件铜铺首出土研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石永士告诉记者，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燕下都考古一直没有停顿，也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石永士近照。李冬云摄
“门环”里的强燕掠影
“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燕下都考古。”今年75岁的石永士，是讲述燕下都考古历程中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
1965年9月，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石永士，兴冲冲地前往当时位于天津桂林路的河北省文化局报到。
“年轻人，赶快去保定，那里有重要工作，急需人手！”石永士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哪位领导接待的他，但就这么一句话，让他辗转来到了当时保定市易县武阳台村，加入了设于此、当时隶属于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燕下都“四有”工作组，成为了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者。
当时只有24岁的石永士意想不到的是，燕下都考古就此成为他之后半个多世纪里最重要、也是几乎唯一的工作。
1961年3月，燕下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组建了燕下都“四有”工作组，新中国成立后燕下都的全面勘察和重点发掘工作随之展开。
何谓“四有”？
“‘四有’工作是我国文物保护中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文物做出标志说明、划定保护范围、建立记录档案、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进行管理四个方面。”石永士解释说。当时燕下都划定的保护范围，涉及包括今天易县武阳台村在内周边二十多个村，总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
说是“工作组”，其实当初条件十分简陋，连许多考古人员也是“半路出家”。“在我和四川大学毕业的刘世枢来之前，工作组一共只有5个人，孙德海、陈应祺和三名从河南招调来的探工。”石永士说。
而考古专业人才短缺，正是当时各省普遍面临的难题。
“我读大学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考古专业、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考古学课程，真正考古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估计只有百余人。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成员中，甚至有很多从未从事过考古专业工作。”石永士说，在这样的情况下，1958年前后，文化部文物局开办了几期考古培训班，对全国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进行“速成培训”。
而使用洛阳铲的三位探工，更是专门从河南找来的。“河北当时根本找不到探工，河南考古底子厚，省文化局就从河南招调来了马尚柱、马孝增和马端三位经验丰富的探工，后来河北的考古探工，大多是他们带出来的。”石永士说。
考古工作组驻村，却没马上开挖。这让当时许多等着看工作组“挖宝”的当地村民颇为纳闷。
以保护性、抢救性发掘为主，慎重进行主动发掘，是考古选择发掘地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地下遗存丰富，为了使发掘更具针对性，一般只在修路建桥等活动经过、占用古代遗址，或民众建房、农田建设等过程中偶然挖出地下文物时，才组织抢救性发掘。
幸运的是，就在石永士到达工作组后不久，一个重要的发现意外地“送上了门来”。
1966年2月的一天，石永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整理资料时，易县原练台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王蓝等社员抬着一个篮筐进了院儿。“队里刚刚在土场挖土挖出来的，快看看是啥！”
正值初春，许多社员都挖土打坯建房，第五生产队所挖土场是经工作组勘测过的，认为地下没有遗址才划定为民用。能挖出什么呢？石永士一边想，一边和工作组同事们围拢过去。
“虽然还带着土，但只看了一眼，我们就意识到，不得了，是件国宝！”时至今日，石永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忍不住一拍手说。
能这么快下结论，是因这件东西实在不寻常。
“初步辨认是个青铜兽面‘门环’。第一眼的反应是，个头儿太大了！目测长约有70厘米，宽也有约30厘米，在之前战国出土的同类文物中可从没见过。而且工艺精美，兽面是宽眉巨目、威严凝重的饕餮，兽面顶着透雕的龙凤，透着一股不可抗拒的王者之气。”石永士回想初次看到国宝时的震撼，仍感慨不已。
工作组推测，这很可能是燕下都宫殿大门上的门环。这，就是如今陈列在省博三楼的国宝级文物——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经过简单清理，石永士用当时工作组最值钱的家当——一架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照相机，给这件当时未正式定名的文物拍了照，再次清洗后入档装箱。迫不及待地，工作组考古人员随即随社员赶往国宝出土地，易县中易水南岸练台村。
一路走着，石永士不禁开始在心中想象什么样的宫殿，才“配得上这么大的门环”。
经过勘测，国宝出土地位于燕下都老姆台以东170米处，北距12号地下夯土15米。石永士和探工们划定一个8米乘2.5米的小型探方，开始发掘。
“谁知挖了半天，几乎一无所获。”试掘出土的都是破碎板瓦和筒瓦一类建筑材料碎片，附近也没发现坑穴遗存，唯一完整的器物竟只有那件孤零零的国宝。
“考古的最终目的不是‘挖宝’。宝贝只是‘会说话的线索’，循着它，我们要还原历史，确定自身的来处，进而寻求精神上的归属，这才是考古。”今天谈及这段往事，石永士却并未表露出太多遗憾。
“如此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将是何等壮丽？被司马迁称为‘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的燕国尚且如此，整个中国当年的生产力又该何等先进、文化何等发达？”石永士感慨说。“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引出了我和同事们探究燕国国力的更大信心和好奇心。我们大胆假设：历史上的燕国并不弱小，甚至国力一度很强大。”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燕下都文物保管所供图
中国田野考古的发端之一
到1990年，燕下都考古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需要整理研究，当时已年近半百的石永士从一线撤回。此时，省文物工作队已更名为省文物研究所，机关也早已随着省会的变迁从最早的天津迁移到了石家庄。
回到所里，石永士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燕下都考古资料研究整理工作。
“做了20多年的燕下都田野考古，也到了要‘交作业’的时候了。”石永士说。
这“作业”，就是文物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的《燕下都》和《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这两部书至今仍是燕下都考古研究领域最为系统、权威的著作。
就在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出土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燕下都考古工作一度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除石永士外，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参与燕下都考古的考古队员们都没能再回到这里。从1971年到1990年，燕下都考古基本是由石永士和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们一起完成的。可在编纂《燕下都》一书的过程中，全景式掌握新中国成立后燕下都考古第一手资料、堪称业界权威的石永士，却仍想申请“外援”。
这是怎么回事？
1994年，正在编纂《燕下都》的石永士几次打电话到北京，向自己早年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求助：他想借编写《燕下都》一书的机会，整理一下1930年北京大学马衡教授等人发掘燕下都老姆台的原始资料（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原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时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先驱”的马衡，便牵头组建了包括常惠、傅振伦等人在内的“燕下都考研团”，开始了历史上燕下都第一次考古发掘。这，也被公认为是中国田野考古的发端之一。
“田野考古萌芽于欧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李济、梁思永等一批考古学家的推动下，我国的田野考古首先在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斗鸡台和河北易县燕下都等地展开，可以说，正是对这三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为我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毛保中说。
和安阳的甲骨、斗鸡台的铜器一样，燕下都遗址在正式考古发掘前，就常有古物出土，一些村民便转售获利。燕下都遗址1893年出土的“齐侯四器”、1914年出土的铜龙，都在转售中流失国外。
“当时全国各地文物流失的形势非常严峻，考古工作者们意识到，必须抢先发掘保护。马衡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沈尹默协商，决定把河北作为北大的考古发掘基地，首选发掘对象就选在了燕下都遗址。”毛保中说。
1930年4月27日，“燕下都考研团”首先对燕下都遗址东北的老姆台进行了发掘，这是燕下都科学考古发掘的开始，也是我省科学考古发掘的起点。
“不过很遗憾，首次发掘并没有像差不多同期进行的殷墟发掘一样，发表正式的考古报告。”石永士说。
这又是为什么呢？
石永士认为，其中一个可能是，因为燕下都当时出土的，主要是瓦当、瓦片等陶器，而不是当时众多金石考古出身的专家们更看重的青铜器或石刻碑碣。这让燕下都遗址考古成果“在当时显得不是十分有分量”。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些当年曾不被重视的、多绘有饕餮纹的燕瓦当，在民间收藏者之间的交易价格，甚至已经超过了秦砖汉瓦。
燕瓦当，从考古统计来看，是燕下都出土较多的文物之一。“从出土数量上看，仅完整的就有400多面，还有大量破碎的。由此我们也有理由推断，当时的燕下都城市建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石永士说。
打开《燕下都》一书中附带的燕下都遗址地图，石永士显得很兴奋，在地图上指点着讲解起来：
“燕下都位于易县东南2.5公里处，西倚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整个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最宽处达6公里、窄的地方也有4公里，占地约35平方公里。城北、城南分别有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河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
考古学家们认为，燕下都的地势之利，对燕国的存续意义重大。“最初都城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的燕国，曾长期受北部山戎等部落的侵扰，为此不得不一再迁都，最终定都燕下都，才有了约三百年相对太平的发展环境。”石永士说。
今天，燕下都虽已辉煌不再，但燕瓦当背后浸润的中国文化却仍延绵不绝，传承至今。燕瓦当保留的周代纹饰和形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饕餮纹，是曾流行于商周青铜器的主体花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宗室召公奭于燕。燕属姬姓诸侯国，与周王室同宗。“燕国将饕餮纹用到瓦当纹饰上，并作为战国诸国中的一个特例，长期保持了周半圆形瓦当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燕努力继承周的祖制、维护周封建礼制存续的特殊心态。特别是到了战国中晚期，在诸国‘僭越周礼’纷纷弃用饕餮纹、改用圆形瓦当的背景下，燕国这些做法的文化象征意义就很明显了。”石永士解释说。
直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仍能看到一些用饕餮纹装饰的器物。
精美的双龙饕餮纹燕瓦当。燕下都文物保管所供图
第一次亲历文物出土就改写古代冶金史
回看燕下都的考古成果，在普通人看来，一枚古钱、一把钢剑、一件铜戈，或许只是一件件单纯的文物。而在石永士的眼中，“这些重要文物的出土，勾勒出的是一个国力强盛、与周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燕国。即便是诸侯国割据纷争、战事频仍的战国时代，地处中华文明北部边陲的燕，对内对外的交流、融合也从未中断。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存续几千年的一大特征。”
让文物回答历史，是促使考古学成为一门近代科学的重要思想支撑。
除了瓦当，燕下都考古中另一类几乎贯穿考古始终的出土文物是燕的刀型货币“燕刀”。它为考古工作者还原燕国繁荣的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佐证。
自燕货币发现以来，燕下都共出土了燕刀三四吨，新中国成立后经整理，发现完整的就有4000余枚。“周边齐、赵、韩等国，均没有如此大量的本国货币出土。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燕国的国内贸易是相当发达的。”石永士说。
而且，在燕下都遗址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处燕国铸钱作坊的遗迹。
“更加惊人的是，在作坊中发掘出的，不仅有燕国常见的刀币，还有仿制的邻国赵国的货币‘安阳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仅找到了‘铸币厂’，‘铸币厂’还兼铸外币！”石永士告诉记者，其实，在中山国和韩国境内，也出土了仿制的燕刀。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燕、赵、韩、中山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和水平。
繁荣的货币铸造业，也透视着燕国金属制造业出众的发展水平。
当年石永士亲身参与的燕下都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钢剑，就是当时燕国冶炼技术发展水平的写照。
1965年10月24日，易县武阳台大队社员刘德茂找到了正在田间做探测工作的石永士。“石老师，地里耕出东西来了，快去看看吧。”
石永士赶忙叫上探工马尚柱，一路随刘德茂来到地里。眼前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金属剑和一支金属戟，一眼看上去像是铁器。此外，还有数枚燕国刀币，沾着泥土，散落在新翻出的土里。
给出土文物拍完照，马尚柱熟练地用洛阳铲测土样、划探方。通过分析土样，推测此处为一燕国后期墓葬，工作组为这一墓葬标号44号。铁锹、手铲、筛子、刷子、竹签、尺子、标本袋……配给工作组的考古工具也是第一次派上用场。
44号墓的发掘工作持续了5天，共出土兵器92件。此后，对出土兵器进行分析，发现主要为铁质兵器，但其中13件钢质兵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最终，经过测定发现，这些出土钢剑的硬度，竟已超过今天一般斧子刃口的硬度！
“可见当时燕国已经掌握了使铁变钢的淬火工艺，这一下子将史籍所载古人掌握‘清火淬其锋’技术的时间提早了两个多世纪。”石永士说。
冷兵器时代，冶铁技术的高低还一定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而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出土的百余件铜戈背后，便可能隐藏着燕国灭亡前、一段与荆轲刺秦一样苍凉的战争往事。
1973年4月，易县原百福公社东斗城大队第五生产队，在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挖沟时，挖出铜戈百余件。在进一步调查发掘中，共收集铜戈108件，铁锄、铁镰、铁削各一件。“其中有85件铜戈上刻有燕王名字的铭文，这为研究燕国的官制、兵制以及确定燕王的名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石永士说。
更有意思的是，百余件铜戈竟是从一个灶里出土，似乎是当年有人特意藏起来的。
是什么人？又是为什么？
考古学家推测，灶内藏戈很可能与两千多年前秦国“兵临易水”灭亡燕国的那次战争有关。“秦军兵临易水，燕国将士自知不敌秦军，为了不让敌军缴获储备的贵重兵器铜戈，匆匆将其藏入灶内。很可能，这些藏戈的将士，后来再也没能走下战场。”石永士说。
今天，当记者又一次来到易县，站在燕下都遗址上，回望昔日的古战场，历经两千多年风雨沧桑和半个多世纪接力考古之后，这里，除了依稀尚存的部分城垣和凸出地面几米高的夯土台基外，只有大片的土地农田。
可对于“曾用脚丈量过燕下都遗址每一寸土地”的石永士来说，这里仿佛依然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燕国都城。
“无论从宫殿规模，还是出土文物的考古价值和精美程度，燕下都都应该是一座皇皇国都。”石永士说。两千多年前，它经历和见证了燕国的鼎盛和没落，两千年后，它的遗址依然庞大，静静俯身在易水河畔，诉说着燕下都当年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