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绿洲路上的集市。 河北日报记者 田明摄
曾经在赞皇乡间大集上常见的扇鼓也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河北日报白 云摄
□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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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快来了，年集、庙会又会重回视线。
记者近日对石家庄城中村和周边县市的多个大集进行调查走访，发现了一个令人感慨的现象：这种源于农村的商品交易方式，在城区越发红火；而在很多农村，集市虽然数量有了增多，规模和消费能力却日渐式微。
是什么造成了城乡间集市的差异？又是什么人还在追逐大集？变化中的大集，是否还能承载记忆中的期待和寄托？
1一个红火，一个式微
带着泥巴的绿皮萝卜大喇喇地躺着；格的、条的、花的布头散乱叠放着；一块钱一盒的钢针，旁边一定躺着两毛钱一轴的粗线；高粱秆串的盖帘旁，蹲着高粱头做的扫帚……地上的架子上的杆子上的，各色商品琳琅满目，一双眼睛几乎忙不过来，鼻孔里满是菜叶的清香，耳朵里一迭声的吆喝，肩膀擦着肩膀，走路得小心避让。
这是2016年12月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的石家庄大马村集。裕华区绿洲路上。
绿洲路原址是大马村，现已被几个大型小区取代，附近的小马村、南王村、东王村、尖岭村情况类似。而这些城市大集的名字，也多是从村名承继来的，并未因村庄变成了社区而消失。
城市里的大集，也大多是这么来的。
河北民俗文化协会曾于2006年对石家庄45个城中村进行过一次庙会调研，有32个村子保留了庙会文化习俗，每个庙会对应着一个大集。该协会会长袁学骏介绍，调研中，有村干部反映，用上马桶住上楼房的村民，多次到村委会要求恢复或设置大集。
十年过去了，庙会或者大集，并没有随着城市高楼的崛起而消失，并奇迹般在商铺林立的城市里扎下根来，甚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群体。
大集设在城区，曾因阻碍交通被附近居民嫌弃，如今已大有好转。当天的大马村集，绿洲路与谈固大街、雅清街交口各自设立了提示牌，提示司机绕行，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劝阻摊点们不要出管理区，借助绿洲路南北两侧的塔北路和东岗路，车辆完全可以循环起来。
居住在大集附近的城市族群，也从接受集市上蔬菜的翠绿油亮开始，享受大集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城市里的集，呈现出的往往是这样：整车斗的西红柿只需半个上午就会被抢光；三马车拉来的大白菜，顾客们都是论捆买……赶集的人，口袋里揣着纽扣、顶针的小零碎，自行车后座夹着一捆干巴巴的海带，车把上还挂一个扁圆的盖帘。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农村的集。
赞皇县千根村，本来是没有集的。该村所在的土门乡，也只有一个土门大集。2006年，千根村设集，附近多个村子也陆续跟着有了。然而，几年下来，集的活力跟当初相比，越发萎靡下来。
2016年12月10日，农历十一月十二，千根村大集，寒风中摆着稀稀拉拉三十来个摊位，四个卖鞋的，三个卖衣服的，价格也都在百元以内。所卖大棉裤厚得几乎能自己站起来。
61岁的池永发守着补锅摊坐了整整一上午，只成了一单生意——补了一把水壶的壶底，收入14元。池永发不知道，如今淘宝上一把新水壶的包邮价是29元。
2016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初十，赵县范庄镇大集上，也有买卖兴隆的摊点，比如范庄镇大集上的伐锯师傅张军华，并未感觉到什么影响。每次来集上，他的摊位旁都围拢着很多梨农。赵县是梨乡，梨农们要定期把长疯的枝条锯掉，确保梨树铆足了劲挂果。锯子用久了会钝，买一把新锯20元，伐一把旧锯3元。
乡村大集，少的不只是摊贩，还有商品的多样性。范庄镇大集上，卖塑料盆和玻璃杯套装的有三家，老板都在一遍遍用鸡毛掸子清扫展货使其更光洁。那些印着双喜字或者大红花的玻璃制品，给人“穿越”般的感觉。
一个越来越热闹红火，一个显得有些冷清落寞。人们记忆中的大集，正呈现着不同的变化和反差。
2人去哪儿，集就到哪儿
李进朝是千根村设置大集的撺掇者之一，回忆起当年为立集请来戏班大唱10天的热闹劲，他很是自豪。
“我们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五六百口，行动不方便，买个零碎的也舍不得花钱坐车去县城。家门口有个集，他们自家的鸡蛋能拿出来换钱，自家不种别人家有的也可以就近买点。再说，一买一卖，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是？”
顺着李进朝示意的方向看，两位本村人在兜售自家做的扫帚和收获的红豆。问问价格，都有些羞涩，反复说自家的东西好。
可看看本村人在集上摆出的商品，大多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而且，十里八乡的风物人情、地方产品也都类似，一个村子的集如今已吸引不来太多外村人的光顾。
更无奈的是，依靠人气烘托的大集，因为农村青壮年消费主体的流失，越发难以为继。
千根村的集上，记者看到，除了领着孩子裹头巾的老人，就是留守在家带孩子的妇女，“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村里老的老小的小。”李进朝感叹。
一位姓孙的老人告诉记者，他快80岁了，腿脚不太好，但他喜欢在集上溜达，溜达够了就窝在墙角揣着手晒太阳。对他来说，到集上看人看热闹是主要的，消费倒在其次。
这是很多农村大集所面临的窘境。因此，尽管如今农村大集的数量多了，但却看起来更像是迷你版的村庄购销市场，大多面对的是本村还留在土地上的消费者。它们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守望。
和位于山区的千根村比，范庄镇在地理位置上则优越得多，多条国省道途经，距离县城也更近，集市上产品的种类也相对丰富。但顾客依然少，年轻人更是少见。
没有人买，卖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
张庆云卖了十几年的床单被罩成品，却已经连续多个集没卖上过百元了。“再这样下去，连三马子的油钱都不够。”作为一名专职赶集人，他农闲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赶集摆摊上。但没有利润是个不小的压力。“没有赚到钱，就不敢进更多的货，没有更多的货，就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张庆云很困惑，自己的生意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循环。
“人去哪儿，集就到哪儿。”一位研究者说，城乡大集间的反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转移，消费群体的迁徙。
相比乡村大集摊户的难处，城市大集因人气旺盛，摊主的选择更多些。
49岁的杨云从河南到石家庄谋生已有25年，从上世纪90年代蹬三轮去白佛、二十里铺批发水果出摊，到如今在裕华区的多个集市上卖咸菜，电动三轮车骑坏了两辆。
25年的赶集摊贩生活，杨云见证了石家庄城中村大集的变化，“一个集都没有少，有村基本就有集。村里无论怎么改造，但集早晚还会开，而且总有赶集的。”杨云早年卖过水果，也见证了一些昔日摊点伙伴的离开，目睹了一些新人加入进来。“无论干啥，可以选择的余地挺多的。”
张学雨也有同感。他的摊位是南王大集上最热闹的地方，赶了二十来年大集，他深谙集市上的门道，春夏卖水果鲜菜，秋冬卖花椒干货，这样能取得一年四季易保存易出货的便利。
“城里人多，即便不是大集，随便在路边摆个摊就可以卖不少货。”1月2日晚，一位在工农路和时光街交口附近摆摊卖鞋袜棉服的商贩说。
3除了买卖，还有味道
在城市大集里，有相当一部分的买卖很独特。
比如说定制被子。摊位既卖棉花也卖棉布，顾客只需选好花色报上尺寸，支付15元加工费，下一个大集时便可取得。
集上还能买到消失多年的盖帘、暖瓶塞、水瓢、松紧带，这些唤起记忆的老物件，价格低廉且实用。
这些东西，多是大商场不屑的利润低或太耗时的产品。
从诸多小物件中，人们可以发现，更具商业气息的城市大集，历经岁月浸润，除了买卖，还有逐渐生长出的人情味道。
比如和老顾客打招呼是大集上老商户的特别福利。
拄着拐杖的老顾客走过来，不用开口，张学雨就从一摞紫菜里抽出四张，放进塑料袋。这回老顾客又要了一捆海带，抹去几毛零头张学雨要34元，老太把拐杖支在摊子旁，拿出一张50元面额的人民币，仰着脸和张学雨商量，“33怎么样？”张学雨笑笑，找给对方17元。
享受这种默契和照顾，这是城市大集里温情的一面。甚至有人之所以喜欢赶大集，就是为找到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不知道对方姓名，只是相互微笑着点点头。
苏敏夫妇经历了凭票购物的紧缺年代。当石家庄开设第一家大型超市时，他们曾骑着自行车穿越几乎整个城市前去购物。一度，他们的生活和大型超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欲罢不能。他们从中体验到的是对食品质量和购物环境的双重安全感。
但如今，他们迷恋上了赶集这种新的购物体验，从中寻找到别样的感觉。
“赵陵铺大集，倒两趟公交车也得去。”其实夫妇俩每次也买不回多少东西，毕竟大部分生活所需，楼下的便利店都能解决，小区里也有固定卖菜的摊贩，可他们还是愿意到集上去。
跟他们一样，一些城里人在他们漫长的退休生活中，需要找到更多和别人交流的机会，在大集这个开放的市场里，喧嚣、砍价和相熟的商贩打招呼，都能让他们找到一种楼下超市没有的味道。很多时候，舟车劳顿逛上小半天，他们或许只买回一根松紧带，几个烧饼，可下个集还会兴致勃勃地去。
家住尚东绿洲小区的张月英也一样。退休在家的日子，她多是靠赶集来填补的。她甚至比摊贩们还敬业，提起赶集的日子张口就来。“初一、初四、初七是这儿的集，初四、初七是南王集，初五、初十是宋村集，初二、初七是尖岭村集。南王集能赶一天，别处都是头半晌。”收集这些信息，要得益于信息传播的便利，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通过网络，获知赶集的时间地点都不再需要口耳相传。
城市的交通便利也提供了城市人追集的可能。尚东绿洲附近，最远走上5分钟，就能找到一路通往附近大集的公交车。张月英说，她常坐79路，在尚东绿洲小区向西不出10站就有大马、南王、东王三个集可赶。倒上两趟，还能到达跨区的大集。
城里人赶集，“赶”的是生活的味道。与一些城里人希望从大集上获取社交或精神上的交流不同，乡村大集所保留下来的味道，更多地体现在“吃”上，这也是落寞中依然散发的味道，传承未变。
2006年铁凝在出版的《笨花》中，描写了清末阴历四月间的“兆州”庙会，上面写道：“饸饹是实惠的，卖饸饹的人撑开一面白布大棚，棚里摆着白茬条桌条凳，棚的一厢盘着锅台，锅台上架起饸饹床。”
故事中的向家人，已经发达殷实，依然要到大集上吃碗棚里的饸饹。昔日的大集，不仅是商品贸易集散地，还提供了大快朵颐的别样体验。
这一场景至今不衰。
范庄镇大集上，饸饹摊主已经搭好了棚，光溜的条凳静等食客光顾。只是手工压制饸饹已经很少见，大多已变成机械制作，快且省力。穿着花围裙的老板娘只需把轧好的饸饹丢进沸腾的锅里，工作就完成了大半。热腾腾的两大盆卤，绿的是蒜薹，黄的是鸡蛋。
“不管大集还是庙会，吃都是不能缺少的一环，来赶集或庙会，总得吃饭吧，这个习惯是延续下来的。城乡大集今后无论如何发展，我想都不能去掉吃的文化。比如赵县的大集有饸饹，灵寿的大集可以有腌肉面，河间的也可以有驴肉火烧，把本地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集上，有着实际和传承文化的需求。”袁学骏说，现代社会的发展，对集市的物资贸易需求在减少，但不会少了人们最基本的饮食需要。
无论是为精神之需，还是满足口头之欲，大集所散发的味道，依然飘散在城乡之间。
4重拾传统，能否赢得未来
从乡村经济到城市经济，乃至网络经济，时代变革下的大集，未来会走向哪里？
张学雨在货车电瓶外接了一台音箱，播放招揽顾客的劲爆舞曲。他的小儿子则躲在一边捧着一台掉了漆的手机在上网玩游戏，头都不抬，“我以后反正不再来赶集了。”
年轻人并不在意大集上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年轻人消费群体真的无法挽留吗？
河北旅游规划首席专家、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邸明慧认为，要想吸引住年轻人前来消费，集市就要提供在超市、网络上买不到的东西。“石家庄周边各地都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果能将这些项目融入集市和庙会，弱化手工制品的商品流通性，提高它们的艺术观赏性，让集市更有文化味，可能会把年轻人的关注点重新拉回来。”
或许，从传统走来的大集，未来的出路还在如何保留传统上。
比如说一场原汁原味的乡村传统演出，使看惯了电视上华丽舞台漂亮演员文化大餐的年轻人，开始对原始朴素的艺术形式有了兴趣。
千根村大集要散集时，集上来了一支表演队。寒风中萧瑟的寡淡场景，突然就有了颜色。
镲手朱贵书抡着一副镲，各自拴着一红一绿两个大绸子，舞起来异常绚丽，他穿着布鞋踩着拍子在黄土地上跳来跃去。打扇鼓的其他女演员，每个人的服装都是居家服，扇鼓上画着象征着美好的花样，每一次舞动都砰砰作响。
他们嘴里的念白混着浓重的乡音，有人围观过来，朱贵书跳得更欢，镲的乐点反复带动扇鼓，把对集市的所有担忧一震而散。
“没人给钱，也没人组织，就是喜欢了来跳跳，高兴。”朱贵书跳完一段冒了汗，点着一支烟。稍事休息，收拾好东西，他还得骑摩托去地里干活。
扇鼓手池素英嫁入千根村已经30多年，3亩多大葱因水灾绝收，没有进项，从村头小卖部赊的3000多元化肥钱也还没还，“日子还得过，今年不行，明年说不定就好了呢。”
朱贵书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参与或是集市未来发展所需要的。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郭万超非常看好集市的未来，“北京的地坛等春节庙会，还是很红火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买卖东西，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很多传统的文化、民俗得以恢复、传承，成为北京独特的一道文化景象。”
郭万超说，比如实体书店，虽然受到网购的巨大冲击，但通过文化创意进行升级，一些书店不仅卖书，而且成为富有文化气息的社交活动场所，依然经营得有声有色，这说明人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有人喜欢便捷的网上购物方式，也有人喜欢到书店体验那种文化氛围，同样道理，市场的多元化也提供了集市存活的可能。
集市的新发展，是否能给个别没落行业提供逆势生长的机会呢？
69岁的张进辰可能是范庄镇大集上最年长的摊主了。遗憾的是，市场在自然的进化中，并不会因为年龄大而对他有照顾。“20岁出头我给镜匾描画，后来不流行了，集上揽不住活儿。后来又给座钟描画，不到十年又不行了。20多年前，开始刻印章，好的时候，一个集收20多个活儿。”张进辰翻着一本泛黄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顾客写下的刻章信息和印记。而当天的大集上，他到中午也没揽到一个活儿。
中午时分，太阳挣脱了出来，落寞的张进辰拍拍衣服，推上电车，慢慢地走出大集。
在郭万超看来，传统的非遗等文化项目不仅本身具有社会文化的传承价值，很多还具有生存发展的市场空间。但是，这一方面需要政府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这些项目要主动进行创新，结合新的社会需求特点，进行现代化、时尚化发展。
郭万超认为，集市的交易功能弱化已经是既定事实，但是传统集市通过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结合，打造有文化内涵、有故事的集市，进而发展成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街区。这样就会形成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吸引大量游客，这些人的吃住行以及休闲体验都会带来传统集市以外的收益，这些链条上的环节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繁荣，这是大集今后的发展方向。
对此，邸明慧建议，政府在引导规划集市上，要对其发展定位更明确。“打造什么样的市场，面向的是购物顾客，还是观光游客，是娱乐性、商业性还是观赏性。我们可以多把视线投向其他省份甚至国外，寻找借鉴。如果是纯粹的商业，那么商业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如果是民俗的展演，那么文化艺术的东西，是否有无法复制性。商业性的东西，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运作。文化艺术类的展现，则需要政府扶持以利于文化传承和保护，而且还能丰富集市文化，形成文化大餐，从而找到集市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