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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探访系列报道:容城三贤

2017-04-21 11:03:17 来源:河北新闻网

容城三贤图卷

雄安新区乃古代雄州、安州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诞生过不少仁人志士,辉耀千秋。其中容城的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明朝弹劾权相严嵩的义士杨继盛,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被称为“容城三贤”。他们的思想、学养、处世之道一脉相承,体现了河北人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的千古精神。

刘因雕像

贯通经学的刘因:他少年便胸怀大志,十五岁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

我了解“容城三贤”之一的刘因,是从研究河北书院开始的。刘因作为元代教育家,桃李满天下,为中书省保定、真定的教育繁荣做出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我读过刘因的诗《白沟》:“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从中能读出一位知识分子面对宋辽界河发自肺腑的悲命忧情。他何以感叹“澶渊之盟”的可笑悲剧,何以惋惜宋王朝的南迁,这与其经历和家国情怀有关。

刘因(1249年-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初名骃,字梦骥。雄州容城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出生于蒙古灭金后十五年(1249年)。其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三世为金朝官宦,其父刘述为官之时,正值蒙古铁骑灭金的酣战时期,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战乱。金朝灭亡之后,刘述归降蒙古,短暂为官,很快就隐居不仕。时代风云,民族兴衰,父辈经历,对刘因的情感、思想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家学熏陶,其父刘述乃容城饱学之士,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史学都有研究。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杜绝交游,一心传授刘因读书、识字。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学习作诗,七岁能写文章,文采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深受儒家士节精神影响,少年胸怀大志,十五岁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青年时代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在诗篇中表露远大抱负。二十岁作《希圣解》,“希贤、希圣、希天”,自命“天地间一清才”,要以古代圣贤为朋。

元中统元年(1260年),刘因随父亲迁居真定,真定那时乃是北方大都会,名人荟萃,文化繁荣。刘因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显露非凡的才华,同侪之中无人能及。砚弥坚慧眼识人才,一直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河朔名儒。

元灭金以后,倡导儒学。邢州学派的领袖刘秉忠以及定兴张弘范、永清史天泽、邢台郭守敬等一大批汉族精英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传统理学在北方复兴。刘因的治学方向及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理学。

元朝初年,没有恢复科举取士,知识分子进仕无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十岁的刘因时为养家谋生,回到家乡开设学馆,授徒教学。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讲究师道尊严。他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学子都有所成就,因此,名声越来越大。朝中公卿官员路过容城,听到刘因的名声,都要登门拜见。而此时刘因已悟透人生,秉持治学为人的操守,对前来拜访的元朝官员,他大都逊避。

刘因一生怀有难解的文人情节,所以不走仕途。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重臣不忽木非常敬佩刘因的学术,经他极力举荐,皇帝征召刘因入朝,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官居五品。当时太子真金在皇宫建太学,请刘因教授近侍子弟。但为时不久,刘因就以继母病重辞归故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再次下诏,以集贤殿学士、嘉议大夫三品清要之职,征刘因入朝。刘因以病坚辞不就。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遣使召刘因为官,他再次以疾辞。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感叹“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至元三十年(1293年),又有人荐以国子祭酒,而一代鸿儒刘因于当年夏溘然辞世。刘因早逝,真定、保定、容城万人哀悼。元延祐年间(1314年-1320年),在刘因学生们奏议之下,元仁宗为刘因下诏“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静”。所以后世称刘因“刘文静公”。

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传世。同时,刘因也是一位很有情怀的诗人,在真定求学和容城办学期间,留下了不少描写当地风物的诗篇,教学之余,经常赋诗与弟子们和唱。

杨继盛雕像

大义凛然的杨继盛:他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被后世广为传诵,也表现出燕赵义士的铮铮铁骨。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情结。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讲过明朝义士杨继盛的悲壮故事,他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与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都在母亲指导下写过很多遍。而且我曾前往北京达智桥胡同,专程拜谒松筠庵,寻访杨继盛故居。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英雄豪气。

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杨继盛自书年谱称:祖籍口外小兴州(今河北省滦平县),先祖杨百源迁居保定府容城县,居城东北河照村。杨继盛儿时家境贫寒,其母早亡,其父另娶,杨继盛生活孤苦,白天放牛,晚间访师问友,深夜秉烛长读,一介寒门学子终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得中丁未科进士。官历南京兵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

杨继盛一生官职未过五品,却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义士”。从32岁中进士到38岁被陷害下狱,短暂仕途中他做了两件名垂千古、震动朝野的大事:一是谏阻开马市,二是冒死弹劾奸相严嵩。

每次到宣化,我就会想起杨继盛阻止开马市的慷慨陈词。想当年,北元后裔俺答汗,多次率兵侵犯宣化、大同,提出宣府、大同等地春秋两季开设马市。镇边大将咸宁侯仇鸾,畏惧出战,欲与俺答汗妥协,开马市。而杨继盛认为,仇鸾议和示弱,丧权失节,于是上疏皇帝,力言仇鸾的主张有“十不可、五谬”。嘉靖皇帝交由仇鸾、严嵩、徐阶等要臣议论。结果在仇鸾操纵下,驳回杨继盛上疏,并密奏诬陷之,把杨继盛关进监狱,后又贬谪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典史。君子无论处于何地,必能为民造福,杨继盛即大明一君子也。

杨继盛赴任狄道,看到当地土地贫瘠,百姓饥寒、教育不兴,非常痛心。于是拿自己的俸禄,卖掉坐骑和妻子的首饰,兴办东山书院。还疏浚河道引水灌田、开发煤山,让妻子给当地民众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百姓拥戴,当地读书人尊其为“杨父”,视其如再造之父。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俺答汗再次侵犯大同、辽阳,仇鸾私通俺答汗的罪行暴露,急病而死,被皇帝下诏开棺戮尸。朝廷知道杨继盛有先见之明,起用杨继盛,调山东诸城县令。他奉诏离任时,临洮百姓千余人依依不舍洒泪相送百里外,杨继盛挥泪与乡亲们告别,场面十分感人。每每想到这样的场景,我都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杨继盛骂死一个仇鸾,可明朝出了一个更大的权奸严嵩。严嵩专权跋扈,堪为明朝最大的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曾与仇鸾争宠结怨,所以仇鸾死后,他就极力拉拢杨继盛,奏请皇上“一岁四迁其官”。杨继盛就在不断升迁途中东奔西走,从临洮赴诸城,又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在南京,杨继盛谦虚好学,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乐律,学有所成,亲手制作十二律,吹奏时声音极为和美。韩邦奇大喜,将自己所学之技艺传授给他,使得杨继盛诗乐有名。严嵩又举荐杨继盛改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杨继盛赴京途中,诗情勃发,一路吟唱。镇江焦山碑林仰止轩内留有杨继盛《游焦山》七绝诗碑,诗云:“杨子怀人渡洋子,椒山无意合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瞬息神游万古间。”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到兵部上任,就住在北京达智桥胡同。他初心不改,忠诚、干净、担当,爱国爱民。曾作《自况》诗以明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到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杨继盛亲见亲闻严嵩祸国殃民的行径,痛心疾首,决心为国除奸。一个月后,他草拟奏章弹劾严嵩:“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而当时严嵩势力很大,根基很深,弹劾严嵩须有必死决心。杨继盛就在达智桥胡同宅第中斋戒三日,想到国家内忧外患皆因奸佞当道,内贼不除,国无安宁,决心粉身碎骨抗争,毅然上书《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十罪五奸”,被史家称为“明史上一大奏牍”。而严嵩向嘉靖帝进谗言,陷害杨继盛,将其投入死囚牢,下令“杖之百”。明代的廷杖,轻则致残,重则送命。刑前,一位同情者持蚺蛇胆含泪送杨继盛,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表现出燕赵义士的铮铮铁骨。

在狱中,杖刑打断了杨继盛双腿,全身皮开肉绽,伤口的肉腐烂后一块块地往下掉,惨不忍睹。杨继盛摔碎瓷碗,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血流不止,但他咬紧牙关,然后用瓷碗碎片将腐肉一一割去,“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当年关公刮骨疗毒也不至如此悲壮。

虽然朝野对杨继盛一片解救呼声,但最终没逃过严嵩处心积虑的陷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利用其同党送来处决闽浙总督张经等人论罪奏疏,就在上面加上杨继盛名字,皇帝阅奏时并未注意,便同意处刑。秋后,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等九人处决,弃尸于市。当年十月的北京西市,北风凛冽,寒气逼人,杨继盛面对屠刀,大义凛然,昂首走向刑场。他仰天长啸,朗诵他那首感人肺腑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死后12年(1567年),87岁的严嵩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同时,皇帝颁诏抚恤直谏诸臣,杨继盛被追赠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其一子为官。

隆庆二年(1568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上奏,在杨继盛故乡保定府为其立祠。皇帝定名“旌忠祠”。旌忠祠建于保定古城金线胡同,正殿三间,正中塑杨继盛像,两旁各建碑亭一座,亭内各竖一碑,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仇鸾写的《罢马市疏》,一碑刻杨继盛弹劾严嵩写下的《劾严嵩疏》。

明清以来许多帝王名臣、文人志士都为杨继盛题词、作诗,而且在明朝后期,杨继盛的形象就被搬上民间舞台,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忠心赤胆的一代英雄的化身。

孙奇逢雕像

仗义诚信的孙奇逢:他与鹿正、张果中被称为“范阳三烈士”,成为燕赵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精神的代表。

在杨继盛慷慨就义几十年后,明末清初的容城另一位义士高举起舍财取义、反抗权奸、解救忠良的大旗,成为白洋淀诚义精神的不朽记忆。他就是被称为“范阳三烈士”之一的孙奇逢。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保定府容城人,因为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二十余年,世称“夏峰先生”。因多次拒绝入朝廷为官的征召,时人尊其为“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

孙奇逢生于容城官宦世家,少年时就自觉“以圣人相期勉”。《清史稿》记载:“孙奇逢,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修身养德,有济世经邦学养。14岁入邑庠,拜谒当地前贤杨继盛之子杨尚宝,杨尚宝问道:“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何?”孙奇逢朗声答道:“效死勿去。”可见少年孙奇逢心怀英雄之气,所以得到杨尚宝赞赏。

孙奇逢17岁中举人,22岁后父母接连去世,他是孝子,按照古礼与弟兄庐墓六年。他极其重视身型家范,笃行孝友,建“孝友堂”。他曾对孙子孙潜讲述家运盛衰的道理,他认为家运兴衰不在风水,非上天执掌,也非他人把握,全赖自己掌握,一家和睦,各尽本分,即使贫穷也会被人敬仰,若身不可型,家不足范,即使眼下兴隆也迟早会衰败。

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志在救国救民。朝野正直清明之士闻声相应。后来,孙奇逢在京参加会试期间,曾与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曹玉汴结为挚友。

明天启年间,皇帝不问朝政,大权奸魏忠贤把持朝政,残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忠臣名士,将他们先后下狱。孙奇逢与定兴老义士鹿正(鹿善继之父)、张果中不顾身家性命,仗义出手,醵金营救。那时,定兴义士鹿善继以主事身份辅助蓟辽总督大学士孙承宗驻守山海关。孙承宗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孙奇逢致函孙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对魏忠贤施以威慑,以解救忠良。孙承宗收到孙奇逢信函,准备入朝觐见皇帝当面陈说,但魏忠贤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使孙承宗入京解救东林党人的计划未得实施,左光斗等东林党忠臣死于东厂狱中。

每次登临山海关,心中总有一份惋惜,惋惜孙承宗未能解救东林党忠良,魏忠贤则变本加厉,又诬陷左光斗等人家中藏赃逾万,追究家属罪名。孙奇逢与鹿正,以及张果中募集资金代东林党家属还清所谓“赃款”,左光斗等人尸骨才得以还家。孙奇逢因首倡义举,闻名遐迩,与鹿正、张果中被称为“范阳三烈士”,成为燕赵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精神的代表。

清军入关后,孙奇逢为避战乱,南迁河南辉县夏峰村,隐居讲学,创立“夏峰学派”倡导经世致用。黄宗羲评价孙奇逢教学传道深得学子崇敬,“北方学者大出其门”,故又有“北方孔子”之美誉。

孙奇逢晚年开堂讲学同时教诫族中子弟。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强调贫贱亦能固品节的德育思想。他说“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这也正是他做人坚守的节操。

孙奇逢一生,前期以肝胆气骨和才略而著,晚年教授著述,以道德学问屹然成北学泰斗。身处乱世,倾心治学,修身养性,将磨难和体验融入研习学问和感悟之中。其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推动了社会道德的归正,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2015年4月10日,孙奇逢纪念馆在其故里保定市容城县北城村开馆,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基地。

“容城三贤”的节操风骨和学养文德,正是浩然正气的英雄本色,这种精神、这种楷模力量,在当地,在整个燕赵大地,世代传承,成就了慷慨悲歌、重信尚义的人文精神,成为燕赵儿女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文化基因。(梁勇)

责任编辑:郑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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