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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文学史，凸显着一种血脉相连、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创新魅力。从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文学一路走来，中国作家深谙文学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所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血脉的传承与发展，落在以传统创作为主调的作家身上，如陈忠实、路遥、莫言、贾平凹、铁凝、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阿来、王安忆、方方、刘震云等，他们佳作迭出，谱写了传统长篇小说艺术“常”与“变”的交响。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50后作家经历动荡曲折的历史变故，拥有丰富的阅历经验，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走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道路，对复杂的“中国经验”作出整体而深刻的表述。其作品普遍具有恢宏大气的特性，这既得益于时代的馈赠，也与其自身浓重的史诗情结密切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60后作家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其写作初期，几乎都有过一个注重艺术形式实验探索的先锋写作阶段。格非的《青黄》《褐色鸟群》，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吕新的《瓦楞上的青草》《抚摸》，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等，皆属引人瞩目的先锋小说。但是近年来，这批60后作家大多回归现实主义创作，甚至转向对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传承和转化。格非在新世纪之后开始“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创作，毕飞宇在其长篇小说《平原》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70后作家群较之前辈作家，具有极为清晰的辨识度，即罗兰·巴尔特所说的风格。他们的写作，开始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有所疏离。换言之，就是开始“向内转”的美学维度。比如张楚、徐则臣等人从世俗故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统领下书写人生世相。张楚的小说与契诃夫有着精神上的联通，而徐则臣的《西夏》《夜歌》《如果大雪封门》等中短篇，书写普通人身上暗藏的痛感与诗意，显示出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整体而言，告别宏大叙事的70后写作者，似乎对日常经验的描摹和刻画更有感觉和兴趣。
到80后作家这里，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割裂变得比较明显，甚至成为了一种标志。著名作家王蒙认为，这代作家是一群缺乏历史感的写作者。作家张悦然在其创作谈《我们能够带着理想走多远》中也坦承：“整个80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并没有任何沉淀。”何以会如此？这恐怕与这代作家不太重视传统、忽略历史有关。他们受商业文化大潮冲击较猛，受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过烈，他们喜欢蜷缩在自我、个体、私密的小天地里面，“螺蛳壳里做道场”。
80后如此，那么90后呢？有研究者对90后作家作品做了抽样调查，发现他们在重拾传统主题时，只是强调了反抗，但又没有写出该如何反抗，于是乎陷入一种想挣脱却又无力挣脱的矛盾状态，这就在无形中暴露了失去传统血脉支撑的思想贫瘠、想象力匮乏的短板。
就整体来看，80后、90后的作家作品，体现了文化的突变与断裂。在他们那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变化，而没有传承。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要保有文化的软实力，就不能仅仅强调变化、创新，它还应该强调传承、保护。孟子云：“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写作者如果只重视“过”的变化，而不懂得珍视“存”的精神，势必会将文化弄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中楼阁、沙上塔楼，这样的文化是站不住脚的，脆弱易碎的。有些人总认为凡传统都是不好的，只要反掉了传统，就意味着可以收获更多自由。殊不知，这世界本就存在万古不变的常理、常道。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无疑需要保留、守护和传承。
评论家谢有顺曾说，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文学的创新，如果不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读者变化了的审美需求，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新的创造，而是毫无来龙去脉地在自我狭窄时空里做空转运动，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在尊重和传承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的创新，才有可能激活自我，开拓新局，并最终赢得未来。(周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