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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鲁民
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们，大多善于灵活变通，毫不拘泥，他们对外来文化有用者留，无用者弃，绝不会傻乎乎地把某些怪异的思想，一点不走样地贯彻到底。
比如，教育家陈序经是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颇感兴趣，但家里却从不吃西餐，且“每以祖国烹调艺术之高超而无限自豪”。有一次，陈序经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等教授一起吃饭，大家都用刀叉，唯有陈序经用筷子，“文化古董派”陈寅恪先生开玩笑说：“看来，陈校长的西化是假，我的西化才是真的。”
胡适也是如此，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戴了几十顶“洋博士”的帽子。有趣的是，他还是最喜欢妻子江冬秀做的家乡菜，特别是徽州著名的“一品锅”，百吃不厌，每次请客都称得上“主打菜”。
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先生，对西方文明往往嗤之以鼻。不过，他却最喜欢吃西餐，他的学生何炳棣回忆说：当年，清华大学西餐馆里的常客是吴宓教授，每每吃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呼朋唤友一起来享用。
再如看病。人命关天时，只要能治病，才不管你是中医西医呢。梁启超先生堪称“国学大师”，患上重病时，也曾毫不犹豫地找西医治疗。
学者殷海光先生，本来对西方文化赞赏有加，可是，当他患病找西医治疗无效时，最终又求助于中医药。据友人徐复观回忆：“他知道胃癌复发是绝症，但直到最后，他不放弃求生的希望。我从他的学生口中，早已知道他在服用中药；但因为他过去曾强烈地反对过中药，所以，在我面前一直对吃中药的事加以掩饰；等到他太太当我面前露出底儿来了，他才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是中西并进’。”
鲁迅先生似乎是个反例。他因当年目睹了太多父亲用中医治病时的“花架子”，因而比较抗拒中医。他在医疗上的固执，完全不同于他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也没有文化上的“拿来主义”那样豁达通变：“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因为其不拘一格，把“万物为我所用”的原则，用得是有理、有节、有度，既有坚守理想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既有循规蹈矩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或许，这就应了白石老人的那句名言：太固守常理是为媚俗，太自由随意则为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