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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运河穿过沧州市。 记者田瑞夫摄
□记者 肖 煜
【记者手记】
9月1日，行走大运河沧州小分队来到沧县捷地乡捷地村。在漕运繁盛的时代，大运河上最坚定持久的行走者，莫过于南来北往的船工了。当年那些曾经健壮有力的船工，早已白发苍苍，然而，当那一声声粗犷高亢的号子从89岁的老船工赵金岭老人的胸腔内喷薄而出时，运河儿女那种独有的精气神儿，便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千百年来，铿锵有力的船工号子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成为运河人血脉不息的无穷律动，和着那奔腾咆哮的运河水，张扬出运河人面对生活与自然的不屈抗争精神，这种精魂早已融入一代代运河儿女的血脉里。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逐步深入推进，那一度哑然失声的运河号子，还会再次响起吗？它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和传承？等待我们一起寻觅良方。
沧县捷地乡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通天津，南接山东，为运河上的咽喉。大运河自隋末通行以来，这里就出现了拉纤的船工，运河船工号子也便随之产生。即兴编唱的船工号子犹如一位忠诚的历史记录者，用高亢激昂的旋律记录下大运河上劳动人民的喜怒悲欢。
一个风和日丽的初秋下午，我们来到沧县捷地乡捷地村，村里人听说我们想了解运河船工号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得找赵金岭老人，他可是船工号子的“活化石”。见到赵金岭老人时，他正与几个老哥们儿坐在沿街门脸的廊下乘凉。今年89岁的赵金岭，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说起大半辈子都没离开过的大运河，老人眼里、脸上泛起青春的光。
8岁起在自家船上干杂活儿，17岁到别人家船上做船工。20世纪50年代，沧州成立船运社，赵金岭成为一名船运工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沧州境内的大运河逐渐断流他才离开船。天津、沧州、山东临清，赵金岭随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南运河不知往返了多少趟，从出门到回家，常常在船上一待就是一年。装满了货的大船足有一百多吨，需要18个船工拉船。“大运河上弯多滩险，尤其到了捷地村附近，运河与捷地减河交汇，水流容易形成不规则漩涡，稍不注意，船就有可能被水流带进减河内，甚至被冲翻。船行驶到这些地方就需要船工拉纤牵引着船只安全驶过。拉纤时，胸前斜挎着纤板，身子往前探，脚往后蹬，有时甚至要手脚并用，身体几乎与河滩平行……”说着说着，赵金岭老人就随着动作，喊起号子来：“大运河上弯连弯（嘿嘿呦），九曲回转往前赶（嘿嘿呦）。一声号子我一身汗（嘿嘿呦），一声号子一身胆（嘿嘿呦）。”号子喊起来，与赵金岭一起的四位老人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号子应和着。那铿锵有力的唱和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当年船工们拉纤的运河边：货船驶过急流险滩，岸上纤夫们低着头，弓着腰，手脚着地，青筋虬结，两肋瘦骨嶙峋，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移。烈日当空，烤晒着他们，汗如雨下；风雨交加，淋浇着他们，全身湿透。“只要号子喊起来，大家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赵金岭老人情绪高涨，思绪又回到与激流险滩、浪涌漩涡、流沙暗石搏斗的岁月。
“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那粗犷高亢的曲调不仅来自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还来自耳濡目染自然生成的记忆。张俊正、吴俊龙、吴俊东、翟亚林，这四位老人虽从未做过船工，但因从小生活在运河两岸，听惯了号子声，不用师傅教就会喊号子。“捷地村就坐落在运河河沿下，从天刚蒙蒙亮，到晚上钻进被窝里，听到的都是运河哗哗的水声和号子声，听都听会了。”翟亚林说。船工号子极富感染力，别说日日听着号子长大的运河人，就连我们听老人们喊着号子，也不由地跟着节拍哼起来。
赵金岭老人告诉我们，船工们喊号子没有什么约束，起锚号、摇橹号、出仓号、立桅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号子没有固定的词，全凭船工心情即兴编唱，唱山、唱水、唱人；唱险滩、唱急流、唱风景。老人们变换着不同的号子，或高亢激昂、或舒展流畅、或紧促急切、或平稳悠闲，一声声号子，为我们勾勒出那个年代运河儿女的生活状态，抒发着一代又一代船工的豪情壮志。
运河水韵，沧桑岁月。这些凝结着运河船工心血汗水和聪明智慧的号子，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加显示了其浓重的地域特点。只有把这些运河文化元素记录下来，保护好，传承好，才能更好地弘扬运河文化。2007年，沧县运河船工号子入选沧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整理成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存留下来，但尚未“活”起来。如何进行深入挖掘和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代在变迁，必须赋予船工号子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生命。沧县文化馆馆长孙健现在考虑能否将这一运河号子特有的文化融入现代歌舞艺术，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让船工号子走上更高、更广阔的舞台。
悠悠运河，漫漫历史，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倘佯在曾经繁忙辉煌了上千年的运河岸边，沿岸船工们唱着号子跑船拉纤的情景已成为追忆。虽然现代生活已经大踏步走进运河两岸的古老城镇，但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这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船工号子必将被赋予新生命,代代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