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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整顿市容
失业工人在政府帮助下开工厂
电业工人修理变压器，尽快恢复通电
战火刚停，军民即开始清理火车站
燕赵都市报记者 刘岚
1947年11月12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石门。欢庆胜利时，面对的却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废墟焦土，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这样一座城市，如何才能“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三天，邮政通邮；第六天，《新石门日报》出版；第十天，电话通话；第三十八天，发电厂供电；第五十三天，自来水供水；1947年年底前后，铁路大厂、汽车修理厂、大兴纱厂等主要工厂先后恢复了生产……
这是一组历史性的数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置民生，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座城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为下一步稳定秩序、恢复生产、管理城市奠定了重要基础。
解决民生 解放军给的大馒头 留下最深印象
“当时石家庄虽已解放，但国民党的轰炸却没有停止，他们试图炸毁工厂企业。我家当时住在永安街礼让胡同，离大兴纱厂不远，国民党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到永安街小学，躲在课桌底下。”75岁的赵富山，1947年只有5岁。提起解放石家庄的记忆，他说：“因为年幼，对轰炸并没有太多的恐惧，倒是对解放军给的大馒头印象深刻。”
“解放军进城当天，孩子们追着队伍看热闹。战士们可能看着我们这些贫民家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就从背包里掏出大馒头塞进我们手里。”至今赵富山还记得大馒头给他们这些家无存粮的孩子们带来的莫大幸福。“吃上馒头”，这也是新政权给一个孩子留下的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象。
的确，解放之初，大批失业者和一部分市民已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境地，先让这些人有饭吃，成了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市政府克服重重困难，从外调运了大批粮食，给饥民发放救济粮。
“可以说，及时送来的救命粮稳定了人心，让处于生死线上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最先感受到了‘人民政府’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赵富山回忆，父亲当年在电灯公司打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们干劲儿可足了。
进城之初，市委、市政府先后派了4个工作组接管了电灯公司、电话局、邮政局和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发电厂在战时受损严重，工作组进厂后，与工人们一道顶风冒雪，努力奋战，供电迅速恢复。
廉洁自律 市领导一年四季穿布鞋
“老百姓看政府，不管你标榜什么主义，其实就是两条，一是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有饭吃，二是是否廉洁。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自然也不例外。”
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栗永对石家庄解放历史研究颇深，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安置民生、稳定人心的同时，共产党用廉洁让老百姓看到了他们与国民党的截然不同，由此赢得了人心。
“从一般工作人员到高级领导干部，进城后几乎没有人用手中的权力去追逐个人利益，在廉洁方面，领导率先垂范。”入城后，许多市领导衣食住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穿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
以诚相待 旧知识分子参与新城建设
石家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产得以迅速恢复，企业此前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也功不可没。
从农村进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普通工人、城市贫民有天然的“血脉”联系，但对于那些旧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则要复杂得多。
“他们是‘冷眼’看人民政府，既佩服政府官员们吃苦廉洁，又不信服人民政府能管了城市，更怀疑人民政府能容忍他们、接纳他们。”栗永说，忧、怕、瞧、走是这些旧职员、旧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新政府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兴纱厂工程师刘荣森就是一个典型。”
1946年秋，刘荣森来到石家庄大兴纱厂任工程师，一年后就赶上了解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也曾有过观望和徘徊。在废窑坑里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刘荣森巧遇刚刚被派到大兴纱厂的厂长霍然，霍然热情地握着他的手，邀请他回厂继续工作，之后还派人送去了白面、小米和煤。后来，任石市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敬和刘荣森见面，嘘寒问暖，劝他大胆工作，多出主意。来到大兴纱厂视察的董必武也找他谈话，鼓励他安心工作，做出更大贡献。刘荣森终于打消了顾虑，积极投入恢复生产中，被委任为大兴纱厂工程师兼技术室主任。
公私合营后，刘荣森出任大兴纱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为革新工艺、实行技术改造做出了特殊贡献；1982年，他当选为市人大副主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需要扎在工农群众中，也需要扎在另一个阶层中。这既是人民民主政府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成功管理和建设城市所必需的。”栗永坦言，事实证明，那些曾抱有抵触情绪的旧职员、知识分子，在得到了平等对待和应有的尊重后，用知识、技能，为建设新的石家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