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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市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图为大会会场。 （石家庄市档案馆提供 记者田瑞夫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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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解放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石家庄正太饭店的顶层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也随之打响。
一个新的历史使命提上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政和国家建设，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从城市工作的试验田，到共和国的奠基之城，从“一五”期间的新兴工业城市，到挺立改革开放潮头的北方改革明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石家庄既是中国历史转折交汇处的一个战略支撑点，也成为共和国各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缩影。这个城市的奋进之路，也为党团结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做出了最生动的注脚。
共和国的奠基之城
1948年2月25日，随着无形的电波，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重要指示被发往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电文指出，文件所总结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电文中所指的“文件”，便是中央工委于1948年2月19日就石家庄的城市工作进行的总结——《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
此时，距离解放石家庄仅仅3个多月，但石家庄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3天通邮，第10天电话通话，第38天电厂发电，第53天自来水供水；3个月后，全市80%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运转，工厂开工，铁路逐段通车……解放初的石家庄，通过协调劳资关系、调整税收减轻工商业税负，严禁乱抓、乱抄、争购物资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措施，使整个城市面貌为之一新。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石家庄是中共城市工作的‘试验田’，为全国陆续解放的其他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提供了借鉴和经验。”西柏坡精神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研究员王聚英表示。
马胜利生前讲述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 记者郭昭摄（河北日报资料照片）
今天的石家庄中山西路96号，是一幢九层高楼。但对很多老石家庄人来说，这里曾有另一栋更让人难以忘怀的建筑——人民礼堂。
说它难忘，是因为它曾见证了这座人民城市两个彪炳史册的“第一次”。
“每条街道的‘街政府’工作人员，到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让大家推荐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然后组织人们举手在小黑板上画‘正’字选举人民代表。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就在人民礼堂召开。”虽已时隔68年，但1949年7月至8月石家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人们震天的欢呼声，对90岁高龄的石家庄市离休干部邢燕来说，仿佛依然响在耳畔。
作为大会筹备的工作人员，邢燕当时是石家庄市政府秘书处的职员，但他也是第一次品尝到这种当家作主的感觉。“人们都说，原来都是‘官老爷’，谁敢想共产党来了，谁当官竟是咱老百姓说了算！”
“石家庄是在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第一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城市。它创立的会议程序，不仅为全国提供了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也成为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程序。石家庄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建立民主、联合的人民政府的实践，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方式建立政权的历史课题。而这也是中共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最生动的体现。”石家庄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文史委原主任栗永解释。
同样是在人民礼堂，新中国政权建设序幕的另一场大戏也隆重启帷。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礼堂隆重召开。大会选举出的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后，搬到平山县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部门如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的基础上建立的。
“石家庄是中共中央从陕北到华北的落脚点，从华北进京的出发点，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工作任务由革命转向经济建设的转折点。”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张建华说。
2017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迎来一周年，人民币的国际“朋友圈”正越来越大。此时，矗立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55号的一座青灰色小楼，在周围现代建筑的映衬下，更显沧桑。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共和国金融事业由此开端。
“除金融事业外，新中国的多项事业都在这里创立发展。”栗永介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先后在石家庄创刊、复刊，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从这里起步。中央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等高等院校先后在石家庄建成，为全国各解放战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和兵员。“石家庄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奠基之城。”
20世纪70年代航拍的华北制药厂和石家庄街景。 李玉章 宋克章摄（河北日报资料照片）
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城市
1953年，“一五计划”的开端之年，石家庄迎来了两个特殊的考察团。
1953年1月，中纺部基本建设局设计公司组织石家庄新厂资料调查组和勘测设计组，一起来到石家庄。经过一番搜集资料、选择场地和现场勘测后，他们最终决定，在石家庄市区偏北方向，西临建设大街、南临和平路的一块近似方形的地块上，建设石家庄国营棉纺一厂。
7个月后，就在棉一热火朝天建设之时，承担轻工业部国家156工程抗生素项目选址任务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与后来石家庄一印所在地相毗邻的北宋村西。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华北制药厂离休干部刘太元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望着脚下平坦、开阔而肥沃的土地，他们觉得“很好很合适”。
……
随着选址工作人员的纷至沓来，在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局之年，石家庄开始逐渐在共和国的工业蓝图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石家庄起初只是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交会处的一个商贸城镇，后来，在日军占领时期成为经济畸形发展的军事重镇。在此之前，石家庄几乎一直没有财富创造能力，伴随着这些大工业项目的落地，石家庄终于有了自我造血能力，并走向高速发展期，短短几年便成为新兴工业城市。”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苟志俊说。
苟志俊介绍，整个“一五”期间，国家共计在石家庄投资4.2亿元，其中工业投资3.3亿元，除了兴建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三项“156工程”，以及大型纺织联合企业（国棉一、二、三、四厂和印染厂），又陆续兴建了农药厂、农机具机械厂、汽车修理厂等7个中小型企业，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医药、纺织、机械、化工四大工业门类。
“工业化是中国人民在‘站起来’之后，实现‘富起来’的必由之路。石家庄蝶变为新兴工业城市，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缩影，也是党矢志不渝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体现。”张建华表示。
至今，漫步在石家庄和平路与体育大街交口，人们仍会被和平路南北两侧的苏式建筑所吸引，虽然经历60多年风雨侵蚀，厂房表面已显斑驳，但这片曾“举全国之力”兴建的当时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老厂区却依然独具韵味，气势恢宏。
1953年6月1日起，全国各地陆续从医院和轻工行业选调了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以及一批大中专优秀毕业生，浩浩荡荡奔赴石家庄……省内则派出了当时的石家庄市委常委、副市长领衔担任华药筹备处主任，并从省内五个地区调集数十位县级干部任中层干部参加筹备工作。
基于新兴工业城市对人才的迫切需要，石家庄不仅从天津、上海、山东、辽宁及省内各地调入大批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和复转军人，还从无到有引入和建设了一批高等学校。
1956年，河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石家庄师范学院在石成立；1957年，河北医学院迁石；1958年，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改名石家庄铁路学院，石家庄公路工程学校改名石家庄交通学院，石家庄农业学校改名石家庄农学院；1985年，河北地质学院迁石……
“我党一直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石家庄的蝶变无疑就是在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下，缔造的建设奇迹。”张建华说，华丽变身为工业城市的石家庄，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人才、教育、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的聚集。同时，也像魔术师之手，重塑着石家庄的城市面貌和文化气息。
这些新移民的到来，为石家庄的文化增添了多元化的色彩，也为石家庄注入了包容的性格。时至今日，石家庄仍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普通话而非本地方言为通行语的省会城市。在这里，数以百万计建设者的后代以普通话为母语。
1968年，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此时，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造血能力已不止于经济，随着博物院、图书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从无到有，石家庄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内涵逐渐丰满，成为河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引领风气之先的北方改革明星
“在全国经济改革春潮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深圳在南方创造着‘三天一层楼’速度神话，而石家庄则通过一系列‘敢为人先’的改革，领我省乃至北方改革风气之先。”张建华表示，“石家庄这个年轻的城市，一度成为当时的北方改革明星。”
1983年1月，在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的推动下，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了先河。”张建华介绍。
当年3月，习近平亲自主持编制的正定“人才九条”经本报头版头条报道，震动全国。
其后，一张“决心书”更把石家庄推向了全国城市改革的潮头。
1984年3月28日，46岁的马胜利在石家庄市造纸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题为"假如叫我来当厂长"的决心书。
在当时国有企业效益低迷、苦苦探寻改革路径的关头，马胜利第一个站出来，开创了个人承包国有工厂的先例，把承包制引入国有企业——他提出“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在厂内搞层层承包，责任到人，奖惩到人，责任与利益直接挂钩。承包头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了利润21万多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标17万元还多出4万元。
“这封决心书不仅使马胜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所推行的承包制度，也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标志。”张建华介绍，马胜利的改革创举也迎来了一个时代。到1987年年底，全国80%以上的预算内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到深圳南巡，南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开始奏响改革最强音。而在北方，当“承包飓风”从石家庄刮向全国之时，这个年轻城市自创的“撞击反射”也迅速叫响全国。
“石家庄市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就是用企业改革中提出的改革要求，去‘撞击’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行规章制度，促使全市各机关部门按照搞活企业的要求自行改革；领导部门的改革‘反射’到基层，企业在搞活中又遇到新的问题要解决，再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改革以适应企业的需求。”王聚英解释道。
1984年也因此成为石家庄经济改革震动最大的一年。“撞击反射”逐渐发挥作用，继马胜利因承包一举成名被称为“马承包”后，又先后出现了“张联合”张兴让、“夏服务”夏继勋、“许引进”许期颐，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1988年，张兴让获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党不断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利因素，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在那个年代，石家庄顺应改革大势，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至今仍为人称道。”张建华感慨。“1996年，石家庄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石家庄改革全面深化，并从此驶上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开启了阔步迈向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
时至今日，很多外地人来到石家庄，依然会到南三条——这个中山路上的繁华之地，饶有兴致地逛一逛、淘一淘。虽然周边的大型商场、超市以及线上网购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座集贸市场所能带给人的购物体验，但“南有北义乌，北有南三条”的盛誉，依然使其有相当的吸引力。
“在南三条做生意的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地人，南三条之所以能在石家庄扎根，成为石家庄孕育的一个市场奇迹，得益于石家庄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张建华说。
2001年8月1日，石家庄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出台7条新政降低了成为省会市民的门槛，又一次引领风气之先。 （记者周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