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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创立80周年暨河北画报创刊60周年大型摄影图片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
一段段光辉岁月，凝聚在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个让人无法忘却、无法回避的名字——沙飞。
沙飞
他被称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照相机曾定格下无数珍贵的瞬间：鲁迅先生最后的遗容、白求恩大夫忙碌的身影、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场景、敌后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气象……
正是因为他，我们至今能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抗战的全貌。他呕心沥血保留下来的几万张抗战底片，已经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而他的摄影模式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摄影人。
他一生的底色是战士
11月18日，河北博物院，“晋察冀军区创立80周年暨河北画报创刊60周年大型摄影图片展”现场，人们在一幅幅照片前驻足凝视。
照片比文字，往往更能直观地连接历史与现实。一幅名为《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的摄影作品，是参展图片中最吸引参观者的作品之一。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
照片中，八路军战士沿着巍峨的长城布下阵地,画面正中的长城敌楼与一位正在观察前线的战士交相呼应。下首的八路军战士，正俯卧在草丛中，用机枪瞄准前方。
沧桑的敌楼、残破的城墙，临阵的八路军战士掩映在秋草之中，机枪似乎还闪现着金属寒光。
在这样一幅照片里，历史被多重交织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象征，被挪到了1937年的抗日战场上。此时，又被展示在2017年和平年代的观者眼前。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是沙飞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沙飞研究专家、原人民摄影报总编辑司苏实说，这幅照片自1943年9月在晋察冀画报上首次刊发，70多年来，从来没有在公众眼前消失过，被公认为是最能反映华北敌后战场风貌的代表作之一。
据司苏实考证，沙飞以长城为背景拍摄的抗战主题作品其实是一个系列，一般被称为《战斗在古长城》。其中许多作品都非常著名，如《不到长城非好汉》《塞上风云》《卫士》《八路军挺进敌后》《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等。这批以长城为背景的照片除了几幅标明地点的外，主要拍自涞源的插箭岭和浮图峪长城。
“可以说，晋察冀抗战的这一段历史，从影像记录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由沙飞及他带领的摄影团队保留下来的。”司苏实说，他的老师顾棣先生，抗战期间跟沙飞、石少华学习新闻摄影。年近九旬的老师每次讲起沙飞，都无限感慨。
沙飞的女儿王雁最近几年中，一直与司苏实辗转在通过历史照片“寻找沙飞”的路上。
“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王雁说，这是父亲名字的由来。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12年生于广州，14岁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成为北伐军电台报务员，并由此度过了五年的军旅生涯，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热血青年。
1935年，沙飞加入摄影团体黑白影社，摄影自此成了他毕生的事业。次年，当年轻的他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了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几幅历史照片时，不禁激动地对妻子说：“摄影是可以记录历史的，我要当摄影记者。”为此，他辞掉舒适稳定的工作，不顾父母妻子的反对，坚持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去学习。
怀揣这样梦想的沙飞，又可谓那个时代典型的文艺青年。
“但是他一生的底色，是战士。”王雁说。
在上海，沙飞幸运地结识了他人生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他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的作品，成了现存鲁迅留影中最为传神、最为经典的作品。
鲁迅离世时，沙飞用相机记录了民众对鲁迅先生的衷心敬仰。他以沙飞的笔名发表了这组照片。这也是沙飞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司苏实认为，鲁迅影响了沙飞的一生。正是鲁迅精神，鼓舞着他一路前行，并逐渐由一名在摄影界崭露头角的记者，向一名战士转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摄影与救亡》的文章，他在文中说：“摄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摄影武器论”，成为此后十余年沙飞摄影生涯中，一直秉持的理念。
1937年9月底，沙飞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赶到山西抗日前线，一大批真实的战争场景由此得以定格传世。
回顾彼时沙飞的选择，司苏实认为，当时的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吸引了大量爱国人士和有志青年，人们纷纷奔赴这里。沙飞于同年12月参加了八路军，此后便一直活跃在华北抗日前线，成为一位以相机为武器的真正的战士。
此后，沙飞先后参与主持创办了抗敌报、晋察冀画报等报刊，培育出第一支人民军队摄影队伍。也正是因为他规定的“人在底片在”的底片管理方法，我们才能在80年后的今天，仍能通过他和同事们呕心沥血保留下来的几万张抗战底片，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抗战的全貌。
他实现了摄影家
追求的最高目标
1937年秋，敌人一个联队来打涞源。八路军在当地新组建的部队奉命转战涞源交通线的两翼，不断袭击敌人的运输给养，使涞源陷入孤立，一周后敌人被迫仓皇撤走。战斗胜利后，八路军战士登上残破的长城敌楼，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欢呼胜利。
这一幕，被沙飞用相机记录下来。尽管时间过去近80年，观者似乎仍能够透过照片，听到战士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这是沙飞长城抗战系列作品中另外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
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
司苏实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并实地走访，还原了沙飞这组照片拍摄的过程。
1937年9月，抵达太原的沙飞没有马上参加八路军。他在太原耽搁了一些日子，甚至没有赶上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这让他有些懊恼。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安排下，沙飞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奔赴五台山采访。
刚刚落脚五台的八路军前线总部接待了他，并安排他采访了刚从前线下来休整的115师官兵。两周后沙飞返太原发稿。
不久太原告急，全民通讯社撤向武汉，沙飞没有撤退，而是于10月中旬再返五台。此时八路军总部刚刚决定，由115师一部在聂荣臻带领下，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安排他去杨成武的独立团采访，《沙原铁骑》《八路军骑兵挺进敌后》《八路军攻克平型关》等作品正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
当时，杨成武部连续克复灵丘、涞源、易县、蔚县、繁峙、紫荆关等重镇，这一带崇山峻岭间便是蜿蜒曲折的长城。在涞源县城以南十几公里的插箭岭，沙飞第一次见到长城，这位从南方来的摄影青年惊呆了。
“以长城为背景，以抗敌报国的八路军为主体，这样的画面对于沙飞这样一个摄影记者来说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最佳选择。”司苏实说。
具有三道城门，呈8字形的重关插箭岭气势非凡，两旁山势崎岖狰狞，长城在沟壑间蜿蜒延伸。“这段长城，只要摄影家来，一定会唤起激情。”司苏实介绍，事实上，早在1907年，美国传教士威廉·埃德加·盖尔（1865—1925）就在插箭岭拍摄了“壮美的长城关隘”，机位与沙飞几乎一样。
围绕当年高大挺拔的插箭岭南关门，沙飞连续拍摄了《八路军收复插箭岭》《被日寇烧毁的寺庙》《塞上风云》和《八路军占领长城烽火台》。在当年美国传教士拍摄的长城边，沙飞连续创作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卫士》《八路军指挥所》等一系列作品。
及至浮图峪长城，沙飞的创作激情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他几乎一口气创作了《八路军机枪阵地》《八路军在长城欢呼胜利》《战后总结会》，及最著名的《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等数组精彩作品。
“这是沙飞第一次将长城抵御外来侵略的象征意义凸显出来，并且十分成功地应用到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摄影作品中。”80年后，在图片展现场，无论是抗战烽火的亲历者司苏实，还是今天在和平年代生活的广大参观者，面对这些作品，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而作为职业摄影家，司苏实进一步思考的，则是沙飞的这种成功，与他的明确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
“沙飞呼吁中国的摄影家要以相机为武器，唤醒国民，团结抗战。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切身参与的战争实践使他的作品无论表现什么样的题材，都能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司苏实认为，沙飞成功地将同行们的一般趣味与情怀，提升到宏大现实主题的寄寓、抒发，以及直面社会的呼唤与鼓动层次。“这正是摄影最需要探索的领域，也正是沙飞在抗战史、摄影史、美学发展史，在整个传播学范畴的价值所在。”
2016年4月在哈佛大学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司苏实发表了《沙飞作品的美学特征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摄影术的重要贡献》一文，进一步挖掘了沙飞摄影的艺术价值。
司苏实认为，沙飞将具备足够概括能力的主题，成功地建立在真实性完全未受损伤的现场影像之上，使客观的人物事件与主观的拍摄者态度相互作用，更加深刻内在地实现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强有力的传播学效果，这正是中国的摄影家们苦苦追求的最高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一大批青年探索者，在完全没有受到沙飞影响的前提下，创造出了与沙飞几乎完全相同的拍摄模式。前后两代人跨越数十年的探索如此一致，有力地证明着这种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司苏实表示，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沙飞摄影艺术跨越时代的前瞻性。
战火中的特殊友谊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白求恩，在山西五台与抗日自卫队队员一起留影。白求恩表情严肃，站得笔直，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落在他的身上。
这是沙飞留给后世的、关于白求恩的诸多照片中的一张。如今我们能看到的白求恩抗战时期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沙飞拍摄的。
白求恩和抗日自卫队队员在一起
《白求恩》组照是沙飞抗战期间的经典作品。沙飞的女儿王雁在这组照片以及白求恩逝世时的一组照片中，看到了沙飞与白求恩之间真挚的友谊。
据王雁的考证，沙飞第一次和白求恩见面挺特别：1938年5月，沙飞因为身体不好，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
6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当时他骑着一匹枣红色骏马，身穿米黄色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在他身后，一列驮马背上的器材箱上还覆盖着树叶以便伪装，其中有大量的药品，还有显微镜、X光机以及一套手术器械。正在住院的沙飞策马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白求恩是摄影爱好者，沙飞也会些英文，交流就方便很多。两人见面后，很快交上了朋友。
“白求恩工作精益求精，但他没有架子，他热爱根据地的老百姓、八路军。他喜欢穿八路军衣服，戴八路军的臂章、帽子，系八路军的皮带。他喜欢和民兵自卫队小战士合影，也喜欢逗小孩子玩……”王雁说，每当这时候，父亲常会举起相机，按下快门。而正是从这些留传后世的照片中，人们看到了一个热爱生命、充满人性的国际主义战士。
白求恩喜欢摄影，他拍的照片，沙飞给他和聂荣臻等拍的照片，他都寄回加拿大。渐渐地，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技术大加赞赏。白求恩在给延安马海德的信上说：“以后我拍的照片不再寄您转给美国和加拿大，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位技术很好的沙同志，他是报纸的副主编。”
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临终前，特意在遗嘱中提到：“照相机给沙飞”。当沙飞手捧着战友的遗物时，禁不住掉下了眼泪。“后来，盛放着他所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留影底片的小铁盒子，和白求恩送给父亲的柯达相机，他总是随身带着。”王雁说。
事实上，沙飞研究者们认为，作为抗战时期第一个到华北晋察冀军区参军的知识分子，沙飞与聂荣臻之间，也有着超越上下级关系的默契友谊。
“父亲参加八路军，聂荣臻亲自批准的，也是聂荣臻亲自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副主任，主持创办抗敌报。”王雁介绍。
1942年5月，晋察冀画报社在河北平山碾盘沟村成立，沙飞担任主任。在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支持下，经费奇缺的根据地批准编制，调配机器、材料，购买昂贵的摄影器材，并提出画报不能只面对边区，还要面对全国、全世界，照片文字要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也正是由于聂荣臻在当时艰苦条件下的大力支持，沙飞他们才得以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
聂荣臻与美穗子
在“晋察冀军区创立80周年暨河北画报创刊60周年大型摄影图片展”现场，展厅中间位置还伫立着一座雕塑。这是根据沙飞拍摄的《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创作的。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21日，八路军在攻打日军占据的河北井陉煤矿战斗中，抢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美穗子和美子。
百团大战开始后，沙飞一直跟随部队参加战斗，聂荣臻担心他在前线有危险，专门去电将其召回随司令部行动。
沙飞刚回到司令部，就目睹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姐妹的情景。他敏锐地拍摄了20多张珍贵照片，留下了不朽的名作《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小姑娘》。沙飞曾对战友说：“这些照片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
“聂荣臻将军多年后再看到从日本赶来的美穗子和这组照片时，仍旧唏嘘不已。”王雁说，这里面，大概既有对战争和人性的感叹，也有对曾站在他面前拍下这张照片的沙飞的慨叹。
[人物名片]
沙飞（1912年—1950年），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著名摄影家，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10月在阜平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4日，因枪杀一日籍医生，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在石家庄处决。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