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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游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近年来，各类文物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正在参观文物的游客。
游客在故宫端门数字馆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养心殿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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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不仅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而且以博物馆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央视热播的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等系列相关电视、网络视频节目，更让博物馆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那些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宝藏是怎么活起来的，又是怎样被珍藏至今的？公众对认识、了解更多国宝有着怎样的新期待？
国宝“活”起来，民众评价高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这是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固定开头。在中国弹幕视频网站上，每当这段解说出现，屏幕上便会飘出大片的用户弹幕评论：“已查收”。
2018年1月1日，《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及多家网络平台首映，第一季共25集，每集时长仅5分钟。仅仅一周，影片在一家视频网站上累计播放量超过70万，并在中国社区网站赢得高分评价。
片中出场的每一件文物都可谓“大牌”：有“天下第一剑”之誉的越王勾践剑、被世界各国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龙山蛋壳黑陶杯、刻有最早文字记载“中国”一词铭文的何尊……即便担纲“配角”出场的文物，也几乎件件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然而，《如果国宝会说话》竟“调侃”起这些“大腕”：在宣传海报中，三星堆青铜人像仿佛金刚怒目，警告“说我像奥特曼的，你别走”；圆形环状的太阳神鸟金箔被戏称为“美瞳”；而粗犷雄壮的祭祀礼器陶鹰鼎也被冠上“胖胖腿”的名号……
“我们想把文物捧红，让国宝成为明星。”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总导演徐欢说，“我们首先是尽量呈现文物，呈现细节，还原它本身的价值点，把文物凸显出来。”
为了最好地展现文物，创作团队开展了一次“文物海选”。摄制组走遍全国，拍摄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从超过385万件珍贵文物中精选了100件国宝加以呈现。这批国宝年代上至史前，下至明清，横跨八千年岁月。
“八千年，人们会一下子想到河流。河流有源头，并且不断流淌下去，一个个国宝就像河里的一颗颗珍珠。”据徐欢介绍，制作团队把将近一半的时间用在了文物的遴选上。
“古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像我们。”徐欢说，这是她在整理过这么多文物资料后最深切的体会。举例来说，纪录片第一集介绍的人头壶，以壶身“腹部”宽大浑圆的设计，隐喻女性的丰腴身材与生育机能；窄小的出水口降低了器物的实用性，但它却意有所指——当水从人头壶的眼睛流出，恰如泪水流淌，纪念人类孕育的最初痛楚。
“古人在一个陶盆上画两条鱼、一些鸟兽时，他们的心境、创作趣味应该和我们今天差不多。”徐欢认为，透过文物人们会发现，生老病死、苦痛喜乐、命运沉浮、社会更迭，这些今人仍在思索的问题，同样也是古人的关切。“我想如果国宝会说话，那么这就是它们要传递的信息。”
“会说话”的文物征服了许多观众，他们在网上直抒胸臆，表达对古文物的热爱：“15集了，终于等到你说话了”“天啊，姿态好美”“莫名觉得好萌”“心向往之”……
这种热爱并不只是虚拟空间的一时兴起。
“快，先来看我的陶鹰鼎。”刚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在北京读大学的相同学就拉上同伴直奔陶鹰鼎展位而来。“别看它长得很萌，但在过去它做成鹰的样子，是用来祭祀的……”相同学为同伴介绍道。
像相同学这样的“博物馆爱好者”在中国并非少数。数据显示，自2008年中国博物馆、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以来，参观博物馆的人数呈逐年攀升之势。2016年，中国博物馆平均单日接待观众数量逾230万人次。
从2015年“石渠宝笈特展”带来“故宫跑”热潮，到妇好墓、海昏侯墓文物展大受欢迎，再到2017年“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 吸引上万人排队……一系列文博展览的火爆，见证了中国人对历史文物与传统文化与日俱增的热情。
除了《如果国宝会说话》以外，近期另一档文博类节目《国家宝藏》也赢得大众好评。这些文博类节目，既开启了大众深入了解传统文物的通道，也回应了国民对文博类资源的文化需求。
“网络或者电视本来就是社会现实的某种镜像。目前，文博文化的普及已初具成熟度，因此在过去看来‘阳春白雪’的文物，事实上也不疏远于大众了。此时，影像化的呈现形式便更能帮助人们进一步去了解文物。”《广电时评》执行主编何天平说。
背后护宝人，揭示传承故事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在央视节目《国家宝藏》中，精选国内九大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今生”，引发关注。其中，国宝背后的一代代护宝人，也开始被人们所了解。
其中，上海博物馆三件精妙绝伦的国之瑰宝——大克鼎、商鞅方升和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亮相该节目，诠释了中国古代艺术之高度。而隐藏在这些宝物背后的捐赠故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通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刻有290字精美铭文，是西周孝王时期的膳夫克为了追述其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的功绩，以及感谢周王对自己的重用和赏赐而制的重型礼器。
1890年在陕西出土后，大克鼎流转至收藏家潘祖荫手中。
潘祖荫去世后，他的家人将大克鼎运回苏州老家。抗战时，潘祖荫弟弟的孙媳妇潘达于请家人和工匠帮忙，连夜把包括大克鼎在内的一批珍贵青铜器深埋地下。苏州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前后七次对其搜家，也没有发现国宝踪迹。
1951年，潘达于将它捐赠给国家。她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之瑰宝大克鼎“贮藏得所、克保永久”。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之际，历经劫难的大克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
类似潘氏家族与大克鼎这样生死相守的国宝故事，还有不少。
极具珍贵文献价值的南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残卷和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真迹，也是通过民间捐赠，归于上海博物馆。
《王文公文集》原藏清内阁大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于香港书肆。内地委托寓居香港的王南屏买下此书，计划再筹款购回，却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此后，日本人千方百计要用重金购买，均遭到拒绝。
王南屏收藏的王安石真迹《楞严经旨要卷》，为王安石在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笔风清劲。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
改革开放后，王南屏联系上海博物馆，希望让两件国宝“完璧归赵”。1985年捐献典礼前两个月，王南屏在美国去世。病危时他留下遗言：“此卷应该属于中国，不应流落外人之手。”虽没有亲眼看到国宝回家，但夙愿得偿。王南屏夫人说：“先生在世的时候，挚爱中华文物，即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典卖变钱……他魂萦梦牵的就是，使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这张由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颁发的奖状，在潘达于简朴的卧室里挂了半个多世纪。
潘达于的女儿、如今96岁高龄的潘家华告诉记者：“妈妈给国家献鼎这一决定我们全家都支持，她为大克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1951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建立时，著名收藏家胡惠春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他带头捐赠了268件文物，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奠基藏品。据透露，60余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的人数已有990余人。
国宝是宝，守护中华文明的“护宝人”也是“宝”。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表示，收藏家与国宝文物互相成全，才使得中华文化传承不息。
眼下风起云涌的海外文物回归热潮，无疑将续写国宝故事的更多传奇篇章。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表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回归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面对新需求，呼吁博物馆更开放
博物馆成了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不仅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而且以博物馆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面对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越来越现代化的硬件设施,越来越丰富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呼吁博物馆更开放的声音渐涨。
当下中国博物馆的进一步开放,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瓶颈?
有文章分析认为，不同博物馆的性质、区位、历史等一系列差异，导致每一座博物馆的自身定位必定不同。一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博物馆，都是以“祖庙”“祠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另一些博物馆,如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则属于面向社区的博物馆，与观众间的互动形式更灵活。
专家认为，两者性质的悬殊，必然导致在开放程度、个体参观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定位不准确甚至倒错,势必会影响博物馆自身开放程度。
纵观历史，博物馆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无论是阿什莫林博物馆还是大英博物馆，都是基于私人藏品建立的公众建筑。这些私人藏品不仅包括古代艺术品，还包含大量自然标本，因此，博物馆从兴起就是以收藏和展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为目的的，是具有社会价值的开放性公共设施。
就这层意义而言,即便是展现某国、某族、某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也应当具有世界性。博物馆应该避免变成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读懂、认同的“私人会所”。
所以，如果所有博物馆都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自我定位，那么势必与博物馆的开放性渐行渐远。
前不久，独立策展人丽贝卡⋅卡其撰文指出，中国博物馆的展览过于以策展人为核心，展览话语完全被策展人的专业话语权控制，这是造成今天中国博物馆展览与公众之间隔阂的重要原因。
这当中有一些误读。例如，中国的综合类博物馆还没有建立起策展人制度，各个博物馆的展览项目团队组成也各不相同。但是，丽贝卡⋅卡其的观点还是应该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长期以来,国内博物馆与考古界的密切关系，使得扮演策展角色的负责人大多具有考古学背景。因此，国内历史类展览的叙事，大多带有浓郁的考古学色彩。过于专门化的展览叙事，使得展览团队外围成员、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相关工作人员很难参与其中,他们当中很可能有人懂得如何在学术话语和通俗话语之间转换。
有的已经看到这一点，并作出了改变。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以来，在历史类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中，强调展览叙事的“去考古化”，使得以新版《古代中国》陈列为代表的一系列展览显示出新的独特性。
如何丰富展览的思想，如何引导不同学科的参与，都会影响展览内容的传递和观众的接受。
专家认为，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地方博物馆拔地而起。很多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博物馆,也因观众压力或其他原因纷纷建立新馆。这些新博物馆虽然根据级别在建筑面积上有所差别,但在规模的追求上则是一致的。大多数地方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都在6万平方米以上。
新馆一般建于城市新区，这使得博物馆在单体建筑外还能拥有广场和院落。然而，这也给参观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首先是博物馆距老城中心太远,这会使观众望而却步；其次是建筑区域过于广大。一般新建博物馆从院落大门进入还要走过至少二三百米的距离才能到达建筑大门,而遗址博物馆往往和景区连为一体,区域面积更加广大。
这种设计本意，是希望观众在游览景区时将博物馆作为其中一个景点。但景区游览和博物馆参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在行进中随时浏览风景,是精神放松的观赏；后者则需观众思考和欣赏。
学者认为，新建博物馆体量的过于庞大,实际上增加了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疲劳度。再加上餐饮、休闲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参观博物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或许博物馆开放瓶颈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上述几点是博物馆自身可以把控和改进的。如何提高博物馆的服务,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观众的参与和激励，这种互动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