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新闻>>本网原创

美丽河北:友麟刻瓷

2018-07-13 05:35:49 来源:河北新闻网
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

偶然间翻到一本旧书,名字叫《旧都文物略》。该书记述的多为老北京历史掌故、园林建筑以及器作、风俗等,虽是故文旧事,也颇有嚼头。

我在书里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我去年参与编纂《中国工匠·河北卷》一书时,曾查找和撰写过人物小传的朱友麟。因为历史资料极为有限,当时很是费力费心。尽管如此,朱友麟这位鲜为人知的刻瓷大匠的历史原貌,在书中渐渐清晰起来,称他为中国近代瓷器艺术史上的佼佼者,绝不为过。

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艺术”,是绘画与錾刻相结合的技艺,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这需要扎实的书法绘画基础、独到的艺术眼光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心性。

美丽河北:友麟刻瓷

朱友麟

刻瓷,就是取白瓷胎体细腻者,以金石錾刀为笔,于瓷胎器表刻划、凿镌各种形象和图案。

我曾在宜兴看到过在紫砂壶烧制之前的胎体上,刀笔錾刻;也曾在磁州窑目睹线条在瓷器上韵律般舞蹈;还曾在曲阳亲自感受用锤及錾在大理石上石屑纷飞的场面……但这种在已经烧制成型的素色白瓷表面,集笔、墨、色、刀为一体,或婉转刻划、或直笔凿镌,置山水、花鸟、鱼虫、人物及书法于其上,疏密有致、豁然开朗的技艺,却极为少见。

《旧都文物略》记述也很简略,在《技艺略》中仅53字:“刻瓷以朱友麟为最著,世居北平,设馆厂肆,曰师古斋。用钻石刻仕女眉目衣折,用錾刀攒山石树木,均极工。皴染处,如写纸上,出自天然。”

朱友麟虽世居北京,却是河北冀中地区人氏,1883年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府尹陈壁在北京承办工艺学堂,又称农工学堂,设有雕漆、刺绣、镌瓷等科,19岁的朱友麟考入学堂镌瓷科。

农工学堂镌瓷科,所教的就是刻瓷技术。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艺术”,是绘画与錾刻相结合的技艺,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这需要扎实的书法绘画基础、独到的艺术眼光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心性。

农工学堂,是个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特聘当时上海刻瓷名家华约三为教习,学生约二十人。华约三的生卒年代不详。朱友麟是幸运的,华约三能从上海被特意邀请来做教师,可见除刻瓷技艺非同一般外,他也有着一定的文化和理论水平,这不会只是一般匠人出身那么简单。当时的刻瓷技艺,不独南方,北方也有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只是在刀工用法与风格上,南北方就有着很大差异。

从艺术源头上讲,很多专家推测,我国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剥凿瓷釉的艺术,称为“剥玉”,也算是刻瓷技艺的萌芽。魏晋以后,制瓷业发展迅速,瓷器的质地也越来越精致,士大夫、官宦人家以及诸多文人开始在一些瓷器表面,题写诗词和进行绘画,使其成为馈赠佳品。为了永久保存,便需要一些手法娴熟老道的艺人将这些字与画錾刻出来。为了保证其完整性与观赏性,工匠们便时常在瓷器未烧制之前已成型的胎坯上,按照诗文和绘画的墨迹单线刻出,再进行烧制。这样一来,诗画与瓷器就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既有纪念意义,同时也成为当时一种流行审美,这就是最初的刻瓷技艺。

到了宋代,在瓷胎上刻出花样再行烧制的技艺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待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开始,文人墨客在瓷器上赋诗题文成为常事,而各类瓷器制作已经趋于成熟。或者是出于对技艺的极致追求,或者是为了寻求诗词绘画在瓷器上的最佳呈现效果,直接在已经成型的器皿,包括瓷瓶、盘、碗、茶具、文具等上面镌刻作品,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艺术类型,有的甚至刻在一块白色瓷板上,再配上红木架子,就成为一件艺术品了。

朱友麟所在的农工学堂属于官办,官办的好处还在于能接触到很多民间见不到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清代内廷所藏作品。这就涉及刻瓷起源的第二种说法:在清乾隆年间,出于宫廷。后来的著名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在所著《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说,刻瓷工艺最早见于乾隆年间,光绪及民国时期较为流行。据说是因为乾隆皇帝特别喜欢题词,不仅字画,甚至宋、明两代的优美瓷器,心血来潮便即兴赋诗,直书于上。为将皇帝的手墨永世保存,就需要遴选能工巧匠将其书画作品在瓷器表面雕刻出来,然后敷着墨色,浸入瓷胎,以求经久不变。

这些瓷器不仅便于保存收藏,且兼具“金石趣”和“笔墨韵”,后来逐渐盛行于民间,常见器物有缸、盆、温器、茶壶等,随处可见的刻瓷作品,成为一时风尚。

农工学堂学制三年,毕业后,朱友麟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在朱友麟的自传中写道:“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庚子以后,我考入了顺天府官商合办的农工学堂,学堂分别设有雕漆、刺绣、镌瓷等科目,我选择了镌瓷科,从师当时从南方聘请来京的华先生。一年多以后,学堂便改成了‘工艺局’了(由官商合办转官办,属宫廷造办处),镌瓷科亦改叫‘瓷工科’,我仍在学习刻瓷。三年后我学习毕业,被正式留在学堂任教师,同时还进行创作。”

这时候,农工学堂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作为晚清政府官办学校,隶属宫廷造办处,诸多教职工还兼有为宫廷服务的性质,就属于宫廷工匠范畴了。

很多简介材料称朱友麟曾是宫廷御制工匠,就是专门为皇室制作刻瓷的,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朱友麟进入清宫内廷作为御制工匠的经历,或许在农工学堂留校任教期间隶属宫廷造办处的时期,就是这种说法的来源吧。

除教学外,朱友麟还需要付出很大精力为宫廷造办处服务,制作成品。他看到诸多内廷所藏珍品,不仅能完美呈现诗文、绘画的笔法,还能在线条上突现原作的神韵。这些作品,为朱友麟打开一扇通向更高艺术层次的天窗,也因此成就了一位艺术大师。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隶属宫廷造办处的农工学堂也停办了。大多数学生学业都未完成,便纷纷改业,自此朱友麟也流落民间开始自谋生路。农工学堂镌瓷科寥寥几届的学生,大都籍籍无名,后来只有朱友麟与陈智光成为了刻瓷名家。

旧事历历,据熟悉朱友麟的人回忆,民国初年,朱有麟与陈智光在西河沿劝业场二楼设肆营业,以刻瓷为生。后来因劝业场设肆开支太大,又搬到东琉璃厂西口路南、海王村对门“师古斋”旧址营业。两间门脸,白底黑字匾,东面紧邻文求堂,再往东是王富晋的“富晋书庄”,专卖罗振玉印的书,也是从劝业场搬到琉璃厂的。

如今的北京琉璃厂,还是文化聚集之地,只是师古斋旧址已是今非昔比。南来北往的行人,谁料想百年前,在师古斋里,朱友麟潜心刀笔,在刻瓷的风格和技法上,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为其作品逐渐为世人所知打下了基础。

1914年,朱友麟作品参展日本大正世界艺术博览会,获得优胜奖;1915年,其作品作为中国艺术品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银质奖章;1920年,朱友麟又获得加拿大工业博览会颁发的一等奖。经朱友麟之手,刻瓷艺术在近代中国的传统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刺绣与刻瓷,磨的不仅是技术,也是心性。朱友麟存世的照片很少,但都能从质朴的穿着里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这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美丽河北:友麟刻瓷

朱友麟作品《山楼清晓》

《旧都文物略》“例言”标明,虽名“旧都”但并不以当时的北京市区为限,“凡历史上伟大、有名的建筑或为中外人士所必至,均在此书作详细叙列”,宗旨在于“阐扬文化,发皇吾国固有深厚伟大精神……亦资以激励奋发”。因此,其在《技艺略》里所记述的,往往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特征。而刻瓷艺术,经朱友麟之手,传承下来的珍品,后来被称为“国宝”。

在“师古斋”时期,朱友麟的刻瓷艺术,在风格和技法上臻于极致。朱友麟的刻瓷胎体,大部分都选自上好的景德镇白釉素瓷,也包括其他的素色瓷片或各种形制的器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非细腻的笔法不足以彰显中国画在线条上的韵味,朱友麟与陈智光在用刀上,取南北两地所长,对刀具进行了改良。

朱友麟和陈智光的老师华约三是上海人,南方刻瓷惯用的工具是钨钢刻刀,而北方刻师则喜欢錾和锤,刻瓷手法以小刻刀剔线、用锤击打錾子镌刻出痕,其效果往往略显粗糙。他们对南北用刀进行分析,并结合多年来在瓷器上作画的经验,将南方刻瓷使用的钢刀和北方刻瓷使用的钢錾进行了综合利用,创造性地把半个米粒大的钻石破出尖来,镶嵌到细细的铜棍顶端,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钻石刀”。朱友麟与陈智光创新的这套工具,在当时非常昂贵和难得。用钻石刀刻瓷、作画、走线,灵动流畅,对于线条的粗细、收放、长短,可随心控制,具有刻刀剔、錾子錾达不到的艺术效果。

后来,出于生计,陈智光去了上海,以象牙平刻为主带徒传艺,并将北方刻瓷艺术传入上海。而朱友麟只身留在北京,亦为生计所迫,偶尔也改刻一些水晶或玉石等作为谋生贴补。就在这样的艰苦困境下,朱友麟从没放弃对艺术的刻苦钻研和大胆尝试,进一步创新发展了刻瓷工艺技法,从雕刻工笔风格走上了雕刻写意风格的道路。

从技法上讲,朱友麟先在瓷器釉面上刻出各种印纹,然后着墨,再浸渍出各种花纹纹线。同时,刻瓷刻线最大的难点在于瓷器釉面光滑,胎体很薄,器身表面大多有一定弧度,在力道上要求极高,精神也要高度集中。这犹如“刺绣”,一针一线不得差池。刻瓷,一刀一笔都不得过度。整个关注点皆在手上,需手指和手腕配合协调,心观眼,眼观手,气运刀尖,人刀合一,让钻石刀在釉面上一刀一刀缓缓推进,用极细的点组成柔和纤细的线条。刺绣与刻瓷,磨的不仅是技术,也是心性。朱友麟存世的照片很少,但都能从质朴的穿着里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这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优秀的刻瓷艺人,必须要兼具陶瓷、绘画、书法及篆刻等多种知识,这就使得刻瓷艺术的传承非常不易。

美丽河北:友麟刻瓷

朱友麟作品

中国各艺术门类的成功匠人,大都有与知名艺术家合作的过程。文人参与艺术品创作,无论在内涵、思想及技法等各个角度,都能给予艺术品以质的提升。朱友麟与当时诸多著名书画大家们的相交与合作,使得刻瓷工艺上升到了一种崭新的高度。

1933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由苏州移居北平。无意间看到朱友麟的刻瓷作品,遂一见倾心,与朱友麟结为艺坛契友。据说张大千办画展,总会请朱友麟挑选几幅画,找几块瓷片刻画,然后配上架子,作为小插屏,在画展上同时展出,参观者络绎不绝。传世有一款《渊明采菊图》,由张大千创作,经朱友麟刻在一块瓷板上。画中陶渊明背面立像,手拈一枝菊花,微微回首,笔法传神,刀法飘逸,将“悠然”二字的真谛生动地描绘出来。

张大千往往在瓷件上直接落笔画稿,朱友麟奏刀刻錾。要知道,书画家于纸上只轻轻一笔,但刻瓷师则要在光洁的瓷面上以千百刀的细致、深深浅浅的刀纹,神韵不失地立体呈现,此水磨工夫非一般人能为、能及、能成。

朱友麟不仅与张大千相交甚笃,还时常和齐白石、吴作人、叶浅予等书画大师、文化名家合作,其作品往往成为传世珍品。

都说北京有錾刻三绝:即刻瓷、刻铜、刻竹。其中,刻瓷最为有名。

刻瓷艺术品表面的墨迹,需稳定干练的刀法,在深浅、粗细间显出精神面貌。书画的线条有其内在的逻辑,而每位艺术家又都有自己的特色,朱友麟能在诸多的艺术家笔法中,瞬间以刀笔呈现出神韵,其质朴拙厚、洒脱稳健的功力,于不变的刀笔中奇境横生。优秀的刻瓷艺人,必须要兼具陶瓷、绘画、书法及篆刻等多种知识,这就使得刻瓷艺术的传承非常不易。

近年来还现世一款瓷板屏风《山楼清晓》,由朱友麟与于非闇合作。于非闇工于工笔花鸟,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上一位全面的文人书画名家。此款《山楼清晓》,朱友麟刻画,于非闇题词曰:此友麟拟元人笔,友麟不特工于铁笔,其写山水秀润天成,允称双绝。从于非闇的题写中,可以看出他对朱友麟艺术水准的高度评价,其铁笔与山水画,堪称双绝。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被人们遗忘、濒临失传的刻瓷艺术,再次焕发光彩。国家对于优秀的民族艺术,进行抢救,在社会上挖掘民间艺人。1956年,朱友麟、陈智光被请到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并聘为研究员,同时被授予“老艺人”的称号。1957年,研究所为他们专门配备年轻学员,跟随他们学习刻瓷艺术。有学员回忆,观看老师傅刻瓷,各种器具錾子、小锤子琳琅满目,在各种形状的单色瓷器或瓷板上,以錾、刻、镌等技法,刻画出山水、人物之神韵,堪称是一种美的享受。

朱友麟的作品,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如今传世的不多,有《皆大欢喜》《万年红》等。其中《万年红》,是1959年由吴作人创作、朱友麟刻画而成,整幅画设色均匀,浓淡相宜,气韵绝佳。

1964年,朱友麟去世。大师级刻瓷艺术家自此远去,但他留下的技艺,却成为时代的烙印,在时光里永不磨灭。  (刘正其)

责任编辑:张永猛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河北新闻网
			官方微信
			
			河北日报
			客户端
			

相关新闻

网站首页 我要评论 分享文章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