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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薛原《文人谈》
文人谈，谈文人。经常坐在书房里发呆的薛原，一直专注于阅读与文人相关的书籍。读得越多，个人体会就越多，集腋成裘，便有了《闲话文人》《画家物语》等多部随感集问世。
《文人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则记录了薛原阅读关于施蛰存、林风眠、傅抱石等36位文化名人书籍时留在书边上的点滴“发现”。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薛原的一本夜读笔记。毕加索曾说：“那些试图解释画的人大多数时间是走在歧路上。”这也可以拿来充当薛原写的这些关于现当代作家和画家的阅读札记的辩护词：第一没有“解释”他们的作品，第二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薛原所做的，只是一个夜读者因一点阅读的发现而引起的联想或说笔记，这种笔记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备忘。这种阅读的发现往往是因为一点相关的文字而引起对另外相关的书和文字记录的记忆，将这些相关的文字相互比较也是夜读快乐的一个缘由，也才有了这本《文人谈》。从《闲话文人》《画家物语》，再到这本《文人谈》，薛原的阅读与写作基本上都是遵循这种因夜读而引起的一点“发现”的愉悦，有时候也会有跨越时空的会心一笑。将这样的“发现”记录下来，或许也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作为同样喜欢读书的笔者，薛原文中所涉及的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陈寅恪等名人的著作我多少也读过一些，偶尔也会在书上做些标记，但却不像薛原观察得那么细致，思考得那般深刻，更难以做到在阅读中抱着求知、求证、求实的心态，触类旁通，由此及彼，条分缕析。
著书立传尤其是自传或日记，即便作者再如何胸怀坦荡，下笔时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绝对公允，这便给读者留下些许模糊地带。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读者往往不去深究，书中有什么就读什么。而薛原在阅读中，则习惯性地去挖掘和思考语焉不详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常常多方求证，直到水落石出。
薛原曾提到一则小事：在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时发现，文中提到楼适夷的一次“大哭”，原因与夏衍有关。为了弄清这个细节，他从书架上抽出了楼适夷的《话雨录》，仔细查找发现，里面确有这一细节。而作为当事人的夏衍在回忆录中自然也有这段记载，只是叙述与郑、楼二人有很大差别。通过多方对比，况味丛生，这大抵是读书人的乐趣所在。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文人自不例外，不同的是文人习惯用笔记录下生活中的琐碎。可别小看这些琐碎，细节往往正是后人寻幽探微，完成历史信息拼图的重要路径。过去文人喜欢写日记，哪怕是战火连天也不放弃。如《梁漱溟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均80万字左右，其中所记大到人生际遇，小到每天迎来送往，或者所闻小小趣事。由于这些信息散落各处，若从事件角度审视还需要精心梳理。薛原努力做好一个事实的呈现者，而不是评论者。他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本着严谨的态度，将这些信息挖掘出来，一一拼接，然后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谈到施蛰存时，薛原着重还原了一个细节。1993年6月，施蛰存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奖金两万元。“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施蛰存）写道：‘上海文学奖，第一届是三万元，我是第二届，只有两万元，一切东西都在涨，这个奖金却跌价’。”两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一笔巨款。坊间总有这么种看法，似乎文人就不该谈钱，谈钱就是争名夺利。然而，文人也需要生活，虽然不必锦衣玉食、肥马轻裘，但谁不愿意过好一点的生活呢。薛原罗列这样的细节，当然不是出于对施蛰存的贬损，而是真实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
谈文人也罢，谈文坛也罢，终归只是探讨人性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此，薛原说：“如果说以前是读他们的作品为主，近些年来则更多是读一些作品之外的内容，例如他们的传记、日记、书信等，从这些文人的‘独白’里，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 □禾 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