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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蔚县暖泉镇的暖泉书院保存十分完好。 门俊飞摄
［阅读提示］
书院，一处充溢着墨香味儿的所在。
作为一种极具中国风格的传统教育机构，书院集聚众讲学、藏纳典籍、学术交流于一体。
书院发端于唐，完善于宋元，明清之际达到顶峰，影响了中国发展近千年之久，与中华文化的塑造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
在此历史轨迹中，河北的书院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让我们穿越历史的光影，感受那份独特的文脉气息。
古莲池书院内景。 记者董立龙摄
1
择胜而居，寄情山水
古卷、书童、耄耋讲师……提及书院，人们总会联想到这些形象。
然而，书院并非只是枯燥的书斋。走进河北古书院，触摸历史遗存，才能理解古代文人追求天人合一的那种情怀。
“唐代张说、西谿、棠荫三座书院，当是河北书院发展的源头，点燃了燕赵书院的星星之火。”河北大学教授吴洪成认为，河北书院萌生于唐。
唐代去今已久，资料残存无几，但研究者还是从三座书院的选址中，将早期河北书院的选址特色窥探出了一二。
张说书院，又名张相公堂，为唐燕国公张说布衣时藏书所建。其所处的花阳山，在今保定市满城区，因“气暖山无雪，天寒树未秋”而得名，主峰抱阳山与两翼呈环抱日月之势，自然风光秀丽。
而西谿书院所处的封龙山、棠荫书院选址的轩辕台，亦为风光独特之地。吴洪成分析认为，唐代读书人钟情于山野，在选址上除风景旖丽能怡情陶性之外，还有现实因素在内，包括是否有着交通、信息、房舍等方面的便利。
环境是会影响人的。张说建书院时，看中的就是花阳山的山水清奇、尘嚣屏绝，他率徒若干人卜居讲道，后来官拜丞相。
《全宋文》描述，张说发达后曾对书院重修，“叠石为岸，以广寺地；就山镌室，贮泉为石……”可以想象，人文自然合一的花阳山，潺潺流水，鸟啼虫鸣，空灵之感伴随着文化气息散漫，何等的清幽典雅。
书院择胜而居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及至宋代，封龙山一地，就先后出现了三座书院：宋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李昉创建的封龙书院位于山之南麓，创办年代相仿的中溪书院位于龙首峰下，宋末张著建设的西溪书院则位于龙首峰西。
放眼全省，更具特色的当属元代张家口蔚县暖泉书院。
暖泉镇的泉眼“水清澄如鉴，三冬不冻”，暖泉书院的建筑就灵活地将书院与泉水有机结合起来。院内建有凉亭，上嵌对联“五六月中无暑气，二三更里有书声”。凉亭井内泉水涌动，清凉之感与尚学之气相映成趣。源源不断的清泉，孜孜不倦的学子，颇有些朱熹所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韵味。
研究者认为，河北古代书院的设计理念与古代文人旨趣相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崇尚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的交织融汇，这为后来河北的书院兴办和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以来，河北书院的选址逐渐从幽静之地转移到城镇。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皆山书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井陉县知县周尚认为当时的书院“山形陡绝，攀涉维艰，疱舍所需，绳汲不易”，不仅学子登山求学艰苦，而且书院生活所需难以及时供应，认为书院建在山野“非寒士所能堪”。鉴于此，皆山书院被迁移到县城之内，勘定院址时，设计书房30余间，讲堂3间。
研究者认为，书院选址发生变化的背后，与科举制度的强化密切相关。“八股取士”的兴起，促使书院由原来的学术交流、藏纳典籍，逐渐转移到以培养“考试人才”为主，书院体制僵化为统治工具。
在此过程中，河北各地的书院普遍从修书传道授业的场所，转变为区域性教育机构。而将书院由人烟稀少的山野，扩展到人口众多且有一定政治性的城镇，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思想影响和约束，同时，书院教育已经与越来越多的人建立了联系，显示出教育的普及化趋势。
2
注重实学，崇尚经世致用
作为教育机构的一种，古代书院教什么？
研究者认为，自从儒学在思想界确立统治地位，四书五经显然是各种教育机构的主要教授内容。
以元代为例，其历史虽然短暂，但河北却出现了很多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书院，如河间的毛公书院、景州的董子祠书院等。书院的名号即可显示其授业的内容，因为无论毛苌还是董仲舒，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虽然同倡儒学，但具体到某一座书院的授业内容和方式，则会因为时代和主持者不同而各异。
北宋时短暂出现于今安国市的张子书院，是一所以传授、讲习理学为重点的书院。这是祁州司法参军张载于1057年创建的书院。
北宋政治软弱，但学术思想却有巨大发展。从宋代勃兴的理学，代表儒学发展的新高峰，分为四个主要学派。张载是其中关学学派的主要代表，因而张子书院也就成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传承地。
张载教学，谨严刻苦，他要求学生“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分秒必争，一刻也不能停止。
但那个时代，河北正是宋辽、宋金对峙的前线，或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书院建设出现了与全国不同步的一面。研究者查阅资料发现，数百年间，河北可查的书院只有5座。
河北书院到元代才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间，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引进了书院。
著名数学家李冶主持元氏中溪书院时，在该书院和封龙书院传授数学知识，开创了我国古代书院实施科技教育的先河。
而元朝重臣刘秉忠在邢台创办的紫金山书院，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学术价值偏向于实用。他对包含天文、历法等在内的象数之学予以嘉许，并躬身精研。
与此同时，河北书院还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对于以治事、救世为核心内涵的实学更加重视。
新乐市的慈溪书院，由元代参政苏天爵所建，曾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来此讲学。苏天爵的老师虞集就在讲学者之列，他所著的《道园学古录》含“书院记”15篇，对书院、学子的发展十分关注，主张学、思、辨、行相统一，学思结合，知行合一。
书院最初分官办和民办两种，民办书院学术思想多很活跃，主持者可自由传播学术思想，并可邀请名家前往讲学。
但书院的发展与科举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统治阶级对思想传播的控制以及程朱理学的官方化，书院呈现出官方化趋势，更多的变成统治体系中的一环。
明代书院的讲学，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书院招致了多次禁毁。研究者发现，河北明代书院鼎盛时期曾达54所，而低潮时只剩7所。
进入清朝，书院教育大多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保留着明代切磋论道、开坛研讨传统的书院已寥寥无几。
但吴洪成认为，书院的官学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院，但不能因此认为其已绝对官学化。书院教学的传统依然保持了下来，延请名流讲论学术仍是一种流行的风气，漳南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
踏上广平县南刘村的土地，一座刻有“漳南书院旧址”的石碑映入眼帘。一副对联悬挂在古旧的门上，虽经雨水冲刷，仍旧清晰可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这座古书院，便是河北历史上有名的清代直隶广平府漳南书院。对联代表了书院的发展宗旨，这是一所提倡“经世致用”的书院，由清初著名实学家颜元主持兴建。
据《颜习斋先生年谱》及《漳南书院记》描述，颜元将书院规划为教育区和生活区。其中，教育区分设习讲堂、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帖括斋，不同的学科由不同的教师授课学习，具有现代文史、理工、艺术、体育等分科雏形。生活区有左房六间“榻行宾”，右房六间“容车骑”，仓库、厨房，柴房、更衣亭、马场骑射、池塘莲亭等一应俱全，俨然一座大学。
书院的习讲堂挂有颜元的一副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话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研究者认为，这表明颜元厌恶程朱空谈和八股藩篱，希冀“经邦济国”。
书院还颁布《习斋教条》约束弟子行为，包括孝父母、敬尊长、习六艺、作文等二十条目，从“知”“行”两方面对弟子作出明文规定。
漳南书院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主导下，没有走清代书院大倡程朱、谋求升官发财的道路，而是成为了清代实学书院的典范，被后世视作“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研究者评价，虽然漳南书院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极短，但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对后世治学思想也具有深刻影响，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3
家国己任，人才辈出
今年4月22日，邢台紫金山举行春祀大典，恢宏大气的背景音乐之中，邢台学院师生举行祭祀活动，重现七百年前紫金山书院习礼盛况。
紫金山书院曾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出席活动的学者介绍，这里是我国数学、天文、历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培养出了郭守敬等一批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颇有建树的人才。
创建者刘秉忠，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他的弟子们，对元朝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史称“邢州学派”。
他们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协助忽必烈取得汗位，为其统一全国设定进军路线图，并致力于减少民族杀戮，还设计建造了元上都、元大都，完成了六大水利工程。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郭守敬，他早年于该书院拜刘秉忠为师。出仕后，创建的“简仪”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型赤道仪，又制定《授时历》，在天文学领域取得巨大建树。
像紫金山书院一样，培养出济济人才的河北书院还有很多，清代保定莲池书院就是其中之一。
莲池书院由直隶总督李卫创建，是当时京畿最高学府。据记载，院中高才生大量涌现，知名者有王树枬、胡景桂、贺涛、傅增湘、刘若曾、安文澜、刘登瀛、贾恩绂、韩德铭等人，其余文章显著的难以计数。
由于莲池书院名气远播，乾隆曾三次莅临书院并题匾“绪式濂溪”，御笔作诗赞扬书院才子，勉励天下学人。
书院教育对一代代文人才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巨大，无论是文风笔法，还是为官操守，都会受到书院学风和教习先生的影响。
蔚县暖泉书院就培养出了大量的忠贞国士、贤良忠臣，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清朝第一“直臣”魏象枢和礼乐学家李周望。
李周望，曾任礼部尚书，清代著名礼乐学家、教育家。雍正三年著成《国学礼乐录》，集成历代礼乐制度，对清朝产生巨大影响。家乡人尊称他为“李天官”，以赞扬其在公益事业的开拓创建上付出的巨大心血。
书院，是培养人才、交流学术的圣地。从河北书院走出来的，不仅有名师硕儒、廉士名臣，更有骁骑勇将。
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滹南书院，崇尚武学与儒学的结合，具有不同于其他书院的地方特色。研究者统计，该书院共培养出可查证的进士50名，其中武进士竟占21名，还有1名武状元；同时，武举人又占举人总数的五分之四。
滹南书院对于武学的提倡，或许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相关，但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武第人才，与书院教学宗旨具有重要关联。（杨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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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西南那座教育名山
连绵延伸的太行山脉，向南经过石家庄后，向东探了下头。这探出来的11公里，就是封龙山，它为河北教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一块宝地。
最早选择在这里收徒讲学的是李躬。石家庄市一位地方文史学者研究认为，李躬本为地方上的“三老”，即掌教化之官。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关系很好，甚至可能肩负着帮助刘秀教育子女的职责，他结庐办学，即当此任。后来他升至“国三老”。
但封龙山出现书院时已是唐朝。
研究者的视野中，唐朝河北可查的书院有三所，其中之一就是位于封龙山的西谿书院，当时在此讲学的有文学家郭震以及隐士姚敬。
进入宋代，有三座创办于封龙山的书院见于史料。除山之南麓的封龙书院外，还有主峰龙首峰下的中溪书院、峰西的西溪书院。
三座书院中最著名的为封龙书院，由真定（今正定）名士李昉创办。李昉后来在宋代官拜宰相，曾主持编撰著名古代文献典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而研究者视野中，中溪书院同样为李昉建立，宋代名士、平民教育家张幡叟出任山长（即院长）时，“诸人相继聚徒常百人”。
西溪书院为宋朝末年生人的张著所建。元代教育家安熙曾在此著书、讲学。他在诗中记述：“世道有升降，乾坤几消磨。谁知昔年中，师生此弦歌。我来爱佳名，策杖时经过。深寻得遗经，山径信非讹。”
虽然在史志的记载中，三所书院的发展脉络以及彼此的联系和区别已有些模糊，但可以确认，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封龙山的确因书院而蜚声于外。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封龙书院逐渐成为封龙山这座“古代教育基地”的代名词。
金代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数学家李冶，也曾买田置业，重振封龙书院，聚徒讲学，名流云集，海内景望。因为李冶在数学上的建树，故封龙书院也被认为曾因数学而知名。其后继者安熙主持封龙书院时，更是盛况空前，“弟子来去，常至百人”。
除了上述名士，在封龙山著书讲学的还有北魏大学者魏质，元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等。正是这些人的到来，使得封龙山具备了风景之外的吸引力。
省国际教育交流服务中心的研究者刘宁认为，封龙书院经李昉结庐讲学，至元代大盛，而后经数学家李冶振兴，直到安熙主持之时成为元代真定路教育中心之一，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封龙书院，原有讲堂、读书窑洞等。而今，书院原貌已经无存，仅留下了明代圣像藏室基址和梁祝读书洞以及两眼古泉。（文／杨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