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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之乡”的历史记忆
□记者 董立龙 通讯员 吴立国 王金生
［阅读提示］
“全国最标准普通话不在北京，而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伴随着众多媒体的报道，滦平“普通话之乡”越叫越响。
目前，这里已经被国家语委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普通话体验区”。北师大等诸多院校将这里定为实践基地，每年会有上千名留学生前来体验和学习。
滦平“普通话之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自1953年开始国家就到这里采集的普通标准音中，又封存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9月21日，滦平县金沟屯镇中心校内举办的一场普通话推广活动中，孩子们正在齐声朗诵经典。 单天鹤、田园摄
语言改革，政务院专家进村采集语音
9月20日上午，滦平县长山峪中心小学，60多位学生家长参加了我省开展的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
“我的户籍性质是农村，我完全可以听懂普通话，我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调查员田金虎宣布开始后，每位家长都要朗读并回答15项问题。
尽管对滦平“普通话之乡”早有耳闻，但置身现场，每位外来者仍会不由自主地为村民的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而点赞。
今天的滦平，已经把普通话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滦平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天天使用的日常语言与普通话的形成、推广有着不解的渊源。
“2008年奥运会前后，许多外地记者深入滦平农村采访，当他们听到这里男女老少全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时，都非常惊讶，纷纷询问我们是如何推广普通话的。”滦平县文联主席邓秀军当年在县政府办工作，他在相关接待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价值。
“滦平，一个塞外小县，为什么普通话语音比北京更标准？”“全域性标准普通话发音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价值？”带着这样的问题，邓秀军开始搜集资料，展开研究。
他的有关建议得到县里的高度重视。2012年前后，滦平县组织专门队伍进行寻访论证，揭开了当年普通话标准音采集亲历者们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退休教师韩保权就是其中一位。
“语音准确，读得很好，小朋友加油！”65年前，韩保权第一次接触到北京来的专家时，得到了这样的表扬。
今年76岁的他还记得，那个秋季，自己正在拉海沟完全小学上四年级，北京来的十几位专家分散到3个班里听课、座谈、讲古诗，而后开始考察普通话。
语文成绩不错的韩保权，被叫起来朗读课文。他靠着那篇《歌唱祖国》，获得了专家的表扬。
65年过去了，时光已经湮没了韩保权与专家接触的众多细节。然而，他知道自己的普通话很好。当年的那份激励，也让他日后成为了一名教师，在家乡滦平县的多所学校教过语文。
滦平普通话中封存的第一份历史记忆就此被打开。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专家到滦平进行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当时，专家在滦平选择了金沟屯、巴克什营、火斗山等3地进行采集，韩保权、白凤然、魏洪林等多位老人正是当时的参与者、见证者。
古语说，十里不同音。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要让天南海北的人自由交谈，时至今日，仍是一项艰巨工程。
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国的共同用语。
显然，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专业人士认为，滦平语音虽然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但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儿里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更易于学习推广。
如此背景下，滦平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之一。但韩保权等人却不知道，当时依照何种标准形成最终的规范，也曾经历了一番周折。
9月20日，滦平县长山峪中心小学内，调查员田金虎（左）正在对一位当地居民进行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记者董立龙摄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52票位居榜首；而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的西南官话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
投票结果，一锤定音。195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明确宣告：“这种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年，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推广普通话。
60年后，伴随着“普通话之乡”的日益叫响，滦平县专门设立了推广普通话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于德富介绍：“我们的职能，就是借助普通话这一优势资源，为河北打造一张亮丽名片，把滦平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御路绵延，北京官话翻山越岭传播滦平
9月21日，滦平县火斗山乡。穿越一条长长的山沟，一条被废弃的古道出现于眼前。古道曲折往返，蜿蜒于山岭之上。路面的青石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彰显着曾经的岁月磨砺。
“十八盘古道，既是宋辽时期的古驿道，也是清朝皇帝出古北口进行木兰秋狝的重要御道之一。”将史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邓秀军的讲述滔滔不绝。他认为，北京官话正是沿着这样的御道，一步步传播到了滦平。
今日的普通话，是由北京官话发展而来。“为什么燕山深处的滦平及邻近区域的居民都能讲一口北京官话呢？”邓秀军对滦平普通话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十年有余，这是最初遇到的最大疑问。
史料的记载，把邓秀军的研究视野引向了一次移民。清朝建立之后，上至皇族、下至普通旗民，纷纷在承德等地建立庄园，负责供应粮食蔬菜等。其中，滦平一地就有皇庄24个，王庄、旗庄130多个。
与此同时，承德开始成为清朝的第二行政中心。清朝在这里驻扎军队，设置众多办事机构，最高统治者也几乎每个夏天都要到这里办公，还要在秋季到围场打猎。地处京承间必经之地的滦平，境内先后开辟出御路五条，并设有行宫八处。
在此过程中，滦平开始形成今天的村落，留守行宫的护卫、皇宫委派的庄头、跑马占圈的满洲贵族及其随从家眷成为这里人口的主要来源。
“如果把镜头定格滦平，历史的发展就像一幕幕话剧，只不过这一幕上演时，舞台上所有的台词，讲的都是北京内城里所说的正宗官话！”邓秀军说。
清朝定都北京后，统治阶层开始进一步学习汉语。北京居民原来所操的明朝官话，经过融合之后，开始变音变调，入声消失，卷舌音出现，并逐渐演变形成了满式汉语——北京官话。
为了沟通的顺畅，1728年，雍正还下旨在全国开展正音运动。国家设立“正音书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语音为正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因烦恼于闽广两省官员的口音实在太难懂，皇帝谕令“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史料显示，在此过程中，承德也先后设立了正音书院和义学等专门机构传授官话，使当地居民的发音习惯与紫禁城中最具权威的北京官话发音习惯高度契合。
邓秀军研究认为，随着承德作为清朝“第二行政中心”地位的不断巩固，热河官话语言体系逐渐形成，它避除了老北京胡同儿话的语音影响，减少了“儿化偏多，语言绵软”的特点，成为最能代表“满式汉语”发音特点的官方语言。
继雍正时期的官话正音运动后，乾隆时期清政府持续推行官话普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直隶总督周元理奏准热河等七厅各设义学，承德第一所书院秀峰书院就此诞生。之后凤山书院、平泉书院、凤仪书院等相继建立。
这些私塾、义学、书院、学堂的教书先生、授课教员都用热河官话讲授课程，讲授对象不光来自热河本地，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
2015年6月30日，滦平地方文史研究者袁舒森在马营子乡一农户家发现了一个古旧的三折牛皮“护书夹”，夹内完好地保存着两张清朝光绪年间颁发的学业文凭：一张是热河警务学堂颁发的初等学生毕业文凭，一张是热河官话字母学堂颁发的卒业文凭。
文凭是颁发给马营子籍学生许清浦的。邓秀军考察后认为，这显示出，当时热河官话已经成为国家认定的官方语言，并以字母拼写的形式对其语音进行了规范，同时也说明，伴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和人才培养制度的发展，热河官话的推广普及，已经覆盖滦平县的偏远乡村。
“很少有人能想到，热河官话的自然演化，竟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选择，其发音的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更易于学习推广，从而成为了秉持相应规范的普通话的标准音。”邓秀军说。
历史断层，小兴州移民形成纯净语言生态
9月21日，中国滦平普通话体验馆内，讲解员李亚南正在朗诵一首小诗，借以向来访者介绍馆内的完备功能。 记者董立龙摄
滦平县城北偏东约10公里，大屯乡兴洲村，一段数公里长的夯土城墙，显示出这里曾经厚重的历史。
“这里就是元代宜兴州的治所，俗称小兴州的故城遗址。”邓秀军介绍，滦平汉代为白檀县，金代设宜兴县，元代升为宜兴州。这里地处交通要塞，始终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与碰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历经千年风雨，小兴州故城已改称兴洲村。村里的居民亦非当年州城内原住民后裔，而是清朝雍正年间及其后陆续迁来定居者的后代。
由此，村里人已经讲不出小兴州的故事，他们头脑中没有更早和更丰富的民间记忆。小兴州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
同村民记忆的模糊不同，北京以南，保定、沧州、廊坊的若干村落里，不断发现的族谱或墓志中，小兴州却是一种深刻的存在。
例如，在任丘王约村，乾隆三十九年重修的刘氏家谱上说：我刘氏，厥初居北地边陲小兴州，永乐靖难，二世祖兄弟奉始祖母而南也，择居王约村，厥后椒蕃瓞茂。
再如清光绪三十三年修竣的新城县（今高碑店市）龙堂村李氏族谱记载：远祖思明公，在明朝永乐年间，从北直小兴州迁至保定府新城县白沟河东十八里龙堂村。
这种记忆，不止存在于寻常百姓家，更记录在一些知名人士的笔下。
明嘉靖三十四年，名臣杨继盛临刑之前自著年谱：“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国初，以州常被寇患，尽徙民入内地，远祖之在小兴州者不可考，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县，入乐安里籍，居城东北河照村，世业耕读……”
专家考证，这段文字，是目前所发现的个人关于小兴州迁民的最早记述。那个民间记忆中已经模糊的小兴州，也因为类似这样的史料记载而逐渐清晰。
明朝灭元，元朝的骨干力量并未遭受致命打击，只是撤回了草原深处。由此，明初基于安全考虑，非常重视边地防御体系建设。
1370年，小兴州设宜兴守御千户所。次年，兴州一带分设五卫。同时，迁徙北平山后（即燕山以北）居民35800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移民32800余户屯田北平，置屯254处，开地1343顷。
明朝自小兴州向古北口内进行的移民，自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结束靖难，于1403年即位，同年2月，一场更大规模的向内迁徙活动随即开始。
兴州五卫内迁，其中的后屯卫“徙治三河县”，左屯卫等三卫分别“徙治”玉田、迁安、丰润等地。
邓秀军在研究中发现，明初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以小兴州为核心的承德一带，有数十万民众被迁移到了今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等地。此后，燕山以北的广阔区域，在两三百年间成为了无人区。
“你可能想不到，恰恰因为没有原住民语言的相互影响，清朝迁来的新住户才能保持北京官话的原汁原味！”邓秀军认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历史断层，才剔除了原始方言的影响，为源自北京内城清朝统治集团的满式汉语在承德传播，提供了更为纯净的环境，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发展。
语言在发展中本会随着人群的变化而变化。北京官话，最早使用在北京内城。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伴随内城的居民群体的变化，北京话也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相反，滦平地处偏僻，少有强势方言群体流入，故而语音更为标准。2013年，国家语委授予滦平县全国唯一的“普通话体验区”称号。
9月21日，滦平县金沟屯中心小学内举办的一场普通话推广活动中，教师们正在朗诵经典。 单天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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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 国语 普通话
一位滦平农妇到北京打工，报到第一天，她一开口说话，来自各地的工友们都惊呆了：“你一个农村妇女，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好？”
讲起这件往事时，这位农村女性的脸上满是自豪。同样为能够操一口流利普通话自豪的，还有滦平以及周边县区的很多承德人。
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有时候会多一些胜出的机会。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他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主张，赢得未来的关键之一，就是鼓励孩子学普通话，因为这能让孩子在未来“占据极大的优势”。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我们的通用语，还经历了雅言、官话、国语等不同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名为普通话，并且开始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共同学习的语言。
我国最早出现的通用语，称为雅言。《论语·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辞海》中解释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在《正文》中则说：“雅言，正言也。”
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国都西岐（今宝鸡市岐山县）地区的语言为基础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洛邑的语言开始成为东周时期雅言的基础。
明朝定都北京时，从南京迁移了约40万民众，于是南京官话成为通行于明朝的官方语言，北京城内所讲的也是南京话。清朝雍正年间，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到清末民初，北京官话已成为全国流通最广的语言。
专家认为，官话是民族共同语的初级形式,它是社会群体在口头交往中自然形成的。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了与国内政治、文化、市场的一体化、现代化进程齐头并进，法、英、德等国都推行了标准化全国共通语。
其中，意大利一位政治家在意大利初步统一时曾表示：“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要加强语言、文化上的共同认知。
在中国，“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同年，清朝还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民国成立后，1913年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还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在此过程中，围绕通用语的选择，学界发生了一系列论争。其间，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之后，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近代意义上的“普通话”一词，由汉语文字改革家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自此，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不再是官方的特权，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整理／记者 董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