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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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南海山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因面朝太平河、背靠海山岭而得名。
70年前，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成立中央外事学校。尽管学校在南海山村办学时间不长，却在此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事人才，翻开了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新的一页。
1949年，中央外事学校从南海山走进北平城，几经变迁，发展成今天有“共和国外交官摇篮”之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这所学校怎样在硝烟战火中紧急筹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又是在怎样的艰苦环境下学习成长？他们在河北有过一段怎样的故事？走进南海山村，让我们探寻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河北印记。
为解人才之急，小村庄里筹建外事学校
位于南海山村村民家中的中央外事学校校舍旧址。 图片由杨宏伟提供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南海山村，矗立着一方纪念碑，碑身上写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外事学校旧址（1948.6-1949）。
村里已经80多岁的梁步学老人，还能唱起当年学校学生教给他的歌曲：“打到底，打到底，革命战争打到底。反动派，兵败如山倒，嘿嘿，瓮里捉鳖，瓮里捉鳖……”
时间，随着铿锵有力的歌声被带回到70年前。
1948年春，解放战争硝烟滚滚，我党的战略反攻已望见胜利的曙光。
此时的中共中央敏锐地意识到，要建立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我党的外交人才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必须抓紧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队伍。
在这样的契机下，一所旨在培养外事干部、为新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人才储备的外语专科学校——中央外事学校，在距西柏坡40公里的小村庄南海山村诞生了。
1948年3月，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向华北转移，5月进驻西柏坡。4月，来到西柏坡的中央外事组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筹建中央外事学校。为此，中央外事组专门组成了由叶剑英、王炳南、浦化人等人参加的筹建小组。
学校选址在哪里？筹建小组着实动了一番脑筋。
经过走访考察，筹建小组看中了南海山村。
当时，村里刚刚搞完土改，政治稳定，经济基础好，又有部分房屋可以居住，而且距华北军政大学所在地南新城村3公里，距石家庄15公里，交通便利，是理想的办学场所。叶剑英将这些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同意。
1948年6月，经过紧张筹备，以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师生为基础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原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院长浦化人任校长，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叶剑英是中央外事组组长，又是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因此中央外事学校的党和行政领导关系都在华北军政大学，学校属部队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
学校成立之初，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只有二十多人，加上其他学校转入的学生共三四十人，以后又陆续招来平津等地的进步大学生和解放区的优秀中学生，全校学生达到七八十人，这就是外事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成立之初，中央对学校的建设就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办成一所正规化的外语专科学校，为此，很多中央领导参与到办学中。
学校成立之际，按照中央安排，刘少奇组织召开了中央外事组会议，对外事学校的教育方针进行专题研究，并作出指示。
保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的一份《少奇同志关于外事学校教育方针的指示》，纸张已经泛黄，但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指示内容的详细：“教育方针中，不只要培养外事干部，而且要培养翻译干部，因为翻译工作是很重要的，若方针中只提出培养外事干部，将来会有些同志轻视或不愿去做翻译工作；与外事有关的业务课程应当占80%，一般政治课占20%，因为外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将业务搞好，将来出来工作是难胜任的；课程中增加中国近代外交史；外交上之外文译语及各种词类应列入学习课程，并将清朝办洋务以来之外交译语及各种词类字条加以整理；注意中文的学习，以加强写作及翻译时文字的通顺及精确……”
根据这一指示，学校制定出具体的教育方针，设定了课程及实施原则，课程分政治课和业务课两类，政治学习时间占30%，业务学习时间占70%。规定学制本科二年、预科三年，实际上，由于工作需要，不到一年绝大部分同学陆续分配到有关外事部门工作。
业务学习只有一个英语专业，全校共有本科两个班，预科一个班。教师有外教马海德、戴维·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白蒂·葛兰恒等，以及中方教师曹汀、刘耕园、李正凌、周南等。
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外文教学计划”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校教学十分重视实践能力的训练，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口译、笔译课占了很大比例。
在中央外事学校成立之时，全国战争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石家庄市已解放半年多，这为学校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办学环境。
艰苦奋斗，师生乡民同心协力办学
这所战争时期白手起家建起的新学校，之所以得以顺利筹建和运转，还要感谢当地乡民的帮助。
南海山村群众基础好，民风淳朴。学校建立之初，村民们并不知这是一座怎样的学校，只看见经常有外国人进出，每天教室里传来“叽里咕噜”的念书声。于是，村民就将其与华北军政大学统称“军校”。听说学校缺少校舍，村民二话不说，把房子腾出来让给学校用，自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屋，或搬到邻村亲戚家住。
为了确保这所“军校”的安全，村农会自行组织本村青壮年巡逻站岗，在进出道口查路条，为外事学校担任保卫工作。村里的妇女们经常为师生们做布鞋、缝补衣服。
但总体来说，师生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
由于物资匮乏，黑板、铅笔、墨水、纸张、煤油等都是限量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师生们就地取材想办法。他们从老乡家借来木板，白天当黑板，晚上当床板。学生们写字用的是粗糙的土纸，而更多时候索性就用高粱秆、树枝、石块在沙土地上练习拼写。
而且日常生活中，粮食、蔬菜的供应十分紧缺。
当时学校只有两个炊事员，学生们轮流帮厨。师生们经常吃的是窝窝头、土豆、小米饭、鬼子姜等，但这也不管饱。学生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是男同学饭量大，不够吃，女同学就把自己的饭菜分给男同学。
为了不给老乡们增加负担，师生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他们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了萝卜、白菜等蔬菜。还在村南盖起了猪圈，养了十几头猪。课余时间，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到田里劳动，到猪圈喂猪。每到有菜、有肉的时候，师生们主动送给当地乡亲们一起享用。
学校师生把乡亲们看作自己的亲人，尽心尽力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1948年秋天，临近秋收，尽管当时敌机常来轰炸，教学任务又很繁重，但学校还是停课一周，师生齐上阵，帮助老乡抢收抢种。
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对师生们来说，是喜讯也是压力。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办学目标，为新中国培养急需的外事人才，就必须克服困难全力投入到教学中去。
每天5点钟，天还没亮，学生们就起床，排好队伍到村西的打麦场跑操。早读时间，背诵单词，练习口语，房前屋后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每天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各科老师轮番上课。晚上点起小煤油灯继续上课。有时他们还组织分组讨论，讨论时事政治，交流学习方法，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尽管学习紧张，但师生们的课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学生们排练节目，一到周末，便在村东南角的打麦场上临时搭起小舞台表演。学生们在课余时间教老乡学唱革命歌曲，梁步学老人唱起的革命歌曲就是在当时学的。
然而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办学，师生与老乡们要经常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侵袭。
1948年9月，敌机进行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主要目标是华北军政大学所在地南新城及附近的村庄。在轰炸最频繁的几天里，每天天未破晓的时候，师生与老乡们便起身，带上一天的干粮和水，每人扛一把铁锹，躲到村外的道沟里。道沟七八尺深，他们在道沟的两壁内侧用铁锹挖出一个个约三四尺深的洞，就是当地所说的“猫耳洞”。敌情过去后，师生们就走出猫耳洞，在道沟里继续上课，天黑后再回到村里。
迁往北平，成长为“共和国外交官摇篮”
今日北京外国语大学。 （资料片）
1948年12月5日，平津战役打响。随着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部队退缩到北平城内，北平成为一座孤城。12月15日，中央外事学校师生奉中央外事组指示随军北上。
这天，师生们早早起床，将所住过的屋子和院落打扫干净，将借用老乡的物品全部归还，将水缸挑满水，依依不舍与老乡们挥手道别。
由于当时北平尚未解放，学校先迁到良乡县城。良乡县位于北平西南20公里，是北平的西南门户。学校很快恢复上课，除业务学习外，还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重点开展入城纪律的教育，因为学校一些学生将参加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随后，外事学校搬迁到北平东郊南巷御河桥。
这里原是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个兵营，日本战败后，这个兵营曾被国民党某政府机构占用。北平解放前夕，旧政府工作人员把所有的桌、椅、床、柜等用品席卷一空。师生们不得不在地板上睡觉，坐着小马扎上课。
为了满足建国后外事工作人才的迫切需要，中央指示学校迅速扩校招生。
1949年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30多名学生并入外事学校，改称为外国语学校，仍隶属中央外事组领导。到9月，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全校师生达到1000多名。11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成立，中央外事学校隶属外交部领导。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全国掀起抗美援朝高潮，外国语学校师生踊跃报名参军。英文部三年级男生绝大部分获准入伍，赴朝参加美军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1953年夏，学校第一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第一届四年制新生主要是从京、津、沪等大城市招收的高中毕业生，这一届共招新生94人。
1954年8月，外国语学校经高教部呈国务院批准，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行政领导关系由外交部转隶高教部。这一时期，北京外国语学院与北京俄文专修学院、北京俄语学院并行发展。在教学方面借鉴苏联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经过实践和创新，逐步建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
1994年4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校先后创建了英语系、德语系、法语系、日语系等七十多种语言学科，是我国开设语种最多、国际交流最广泛的外国语大学，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和国际问题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走出驻外大使400多名，出任参赞1000多名，学校被誉为“共和国外交官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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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外语教育事业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前的外语教育历程，还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来到延安，支持我党的敌后抗战，外语人才的缺乏日益凸显出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把培养外事干部正式列上议事日程。
1941年3月，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流合作，中央军委指示，设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常乾坤任队长。不久，发展为俄文大队。1941年11月，中央决定将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院长是徐向前，后为陈伯钧。12月，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
1942年6月，军事学院俄文科调整为军委俄文学校，校长为曾涌泉。1944年6月，学校增设了英文科，因此更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为曾涌泉，后为杨尚昆。
延安外国语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坚持办学，虽然还很不规范，但成为我党外语教育事业的最早雏形，培养了一批军事翻译干部和外语师资力量，为此后创办正规化的外语学校进行了有益尝试。
1946年1月，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师生到达晋察冀党政军首脑所在地张家口，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内成立外语系。6月，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师生转入华北联合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系合并成立外国语学院，浦化人任院长。
1946年12月，因战事华北联合大学转移至束鹿县（今辛集市）路过村。1948年5月，学校迁至正定县城天主教堂。同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改名为华北大学，校址仍设在正定。华北联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的外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
这一时期，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胜利曙光已经显现。面对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培养外事干部，为新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人才储备。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实行战略转移。撤离延安前夕，中央把从南京、重庆和北平撤回的外事干部编成一支队伍，以这支队伍为班底，成立中央外事组，主任叶剑英。中央外事组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向华北转移。4月，中央外事组随即迁至西柏坡附近的柏里村，对外称“工校英语班”。进驻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组接受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筹建中央外事学校。
1949年2月，中央外事学校搬迁到北平东郊南巷御河桥。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30多名学生并入中央外事学校，改称外国语学校。10月1日，全校师生1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亲历了新中国成立盛况。
从此，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翻开新的一页。
文/杨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