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
易水河 于军摄
易水，发源于河北省西北部太行山区，是一条长不足百里的小河，然而却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条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经典名句已经传诵了两千多年。易水流过易县县城东南的平原，这里散落着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丘，千百年来，它们静静地矗立在易水河边。现代考古资料表明：这些高矮错落的土丘，原来是宫殿基址和陵墓的封土。而这片土地曾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王城之一—燕下都。
河北自古称“燕赵大地”，而燕下都则是这个名称来源的重要地名标志之一。
燕下都遗址 于军摄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县城东南，它是已发现的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遗迹保存较为完整，是战国时期城市发展的代表性遗址，中心区域又称武阳城。中易水（古称易水、武水）和北易水（古称濡水）从南北两侧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当时的夯土城墙，由此勘测出燕下都城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现存的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主要是宫殿区，宫殿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当时的夯土建筑遗迹。这些遗迹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壮观——以武阳台宫殿基址为中心，散落在东城内，向北依次还有望景台、张公台及城外的老姆台（又称亮马台、兰马台）等。西城则主要为陵墓区，这些巨大的墓葬封土像小山一样，由北向南错落排列。燕国在战国时跻身于“七雄”之列，以蓟城（今北京市一带）为上都，武阳城为下都。
战国时期的燕下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西侧几十公里即为蜿蜒迤逦的太行山脉，西北约50公里有紫荆雄关，东面是平坦的“督亢”沃野之地。南有易水，北有濡水，都是天然形成的护城河，易于防守。这里交通便利，北距蓟城约一百公里，南临齐、赵，是燕国南面重要的门户和屏障。
燕下都见证了燕国的兴盛与衰亡。燕国后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燕下都有关。大约在战国中晚期，燕昭王立志要报齐国的侵略之仇，遂招揽天下人才，谋求富国强兵的计策。宋代《太平御览》记载：“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他重用大夫郭隗，在燕下都修筑高台，堆满黄金，作为招贤纳士的“专项资金”。于是远近贤者纷纷前来投奔，史称“士争凑燕”。由于燕昭王一系列励精图治的改革举措，燕国从此国富兵强，乐毅将五国之兵伐齐，终于洗雪前耻，而燕国在这时也达到了全盛时期。自此，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战国末年，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也策划于燕下都。燕太子丹派遣义士荆轲渡过易水，西去咸阳刺杀秦王嬴政。荆轲被杀，秦王大怒，派大将王翦攻燕，燕下都遂毁于战火。如今燕下都的宫殿遗址上，瓦砾大多呈现出朱红色，学界有一说，称其为当年宫殿遭到秦军战火焚烧所致。其后，这里再没有大的城市建立，因而燕国的地上遗迹和地下遗物得以保留下来。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易水》中，这样形容他看到的燕下都：“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说明至少在北魏时期，燕下都遗址上还保留有大部分宫殿的残垣断壁。此后，大概因为瓦砾太多，农人耕种不便，遗址引得一些文人骚客，好古之士，前来凭吊怀古。
两千多年岁月流过，虽然王城早已不再有昔日的辉煌，然而这片土地上尊贤重道、慷慨侠义的古风从未曾改变。
世事变迁，隐匿于时光之中寂静无言的燕下都，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当时，金石考据之风大盛，燕下都遗址由于经常有古物出土，遂引起人们的重视。
藏于阿布扎比卢浮宫的战国青铜翼龙，据推测是民国三年北董村民在燕下都掘出的青铜残龙。 于军摄
大约道光、咸丰年间，这里曾陆续出土过数以万计的燕国刀币。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一带还曾出土记载“齐侯嫁女于燕”铭文的“齐侯四器”。民国三年（1914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家住北董村（今河北保定易县北东村）的一位薛姓农民，在燕下都老姆台东侧取土，挖出了一件残损的青铜翼龙，龙身上铸满了精美的花纹，人们争相观看。由于与明清时代龙的形象相差比较大，大家不认识，都说挖出了“小金牛”，并很快引来文物贩子的争抢，在混乱中，龙的尾部残损遗失。后来，这件青铜瑰宝出售给了比利时人斯托莱克，从而流失海外。大约15年后的1929年，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在调查燕下都遗址时曾经详细了解过这件事情的原委。
鉴于这种情况，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马衡教授为防止燕下都遗址被盗掘破坏，倡议在对遗址加以保护的同时，进行勘察和小规模发掘。1929年到1930年间，马衡组织考古团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调查研究和试掘。这是对燕下都遗址最早的科学考古活动，也是我国从金石学研究转向野外科学考古的早期探索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燕下都遗址得到良好的保护和科学发掘。1961年，国务院将燕下都遗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文史学家史树青、考古学家石永士先后主持了燕下都的考古发掘工作。
1966年2月间，易县练台村第五生产队一位年轻的女社员在农田里除杂草时，锄头意外被硬物勾住，拨开杂草，她发现了一件包裹着绿色土锈的奇怪物件。她叫来队长，两人把这个“大家伙”放在盛杂草的筐里，送到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燕下都工作组。这件沉重而精美的青铜器，令现场所有考古工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它是宫殿大门上的门环和铺首。这是目前发现的此类文物中体量最大的，是当之无愧的“铺首之王”。如今，这件被命名为“透雕龙凤纹铜铺首”的青铜器是河北博物院的十大珍宝之一。此外，燕下都遗址还曾出土铜立人、人物鸟兽阙状方形饰件等精美的青铜器，如今，它们一起陈列在河北博物院内。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于军摄
瓦当，又叫瓦头，即筒瓦之头，是古代宫殿上所用的建筑构件，多为陶质。从考古学角度来说，瓦当和城墙遗迹是确定古代城市的标志性文物。自清末、民国以来，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华丽的瓦当。据研究统计，燕下都瓦当可以分为饕餮纹、龙纹、凤鸟纹、兽纹、山纹、几何纹等十四大类近百个品种。这些古燕国瓦当有着极强的地域特点，而且体量硕大，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燕国先民高超的制陶技术和独特的艺术审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双龙饕餮纹瓦当，珍稀品种有龙纹、凤鸟纹、怪兽纹、树木纹瓦当等。
除瓦当外，燕下都遗址很早就有战国文物出土，开始是一些小的青铜印章被人收集起来。元代人王恽的《秋涧集》中有《古燕印赞》，其序文中说：“参政何公世家易州，常于燕丹废城中耕得图书小印，虽百枚，制皆殊……”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燕下都遗址中有文字类文物出土的最早记录。
自宋代以来，除去文献研究，学者还通过考证古代金属器物或石刻上的文字图案等信息来探究历史——这被称为金石之学。文字是记录文明的重要载体，故凡是带有古文字的文物均有极重要的价值，是打开古代文化之门的钥匙。
陶器上附带的文字称为“陶文”，这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一样。它们有的是用印章钤印在陶器上，有的是工匠刻在陶器上，还有的是用毛笔直接书写上的。由于陶器的使用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因而各时代的陶文都有发现。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制陶工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加之陶器用量巨大，这时的陶文也最为丰富多样。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顾廷龙在《古陶文孴录》中说：“当今古文字学称盛之日，殷有卜辞、周有铭刻、秦汉有小篆，皆可表其一代之制，寻其变迁之踪，而七国陶文实为枢纽，尤可贵矣……”这里所说的“七国陶文”即是指“战国七雄”的七个国家所出陶文，其中出土量大而且精美的主要为齐、燕、秦三个国家，燕陶文则大部分出自燕下都遗址。因此，燕陶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都非常重大。
从1929年马衡组织燕下都遗址考古调查算起，至今已走过90年，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也是中国大地经历巨变的时期。燕下都遗址出土的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为我们探寻古老的燕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双龙饕餮纹瓦当于军摄
说到“陶文”，不仅燕下都时有出土，在“战国七雄”的都城所在地或多或少均有发现。最早着力研究和收藏的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他是山东潍县人，潍县在战国时期属于齐国地界，所以，陈介祺以地利之便广收家乡所出的齐陶文，并自撰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说明所收陶文数量之多。
在历代陶文资料中，顾廷龙的《古陶文孴录》中最早提到：“（陶文）至燕赵所出易州为多，仅罗氏叔言谓其在光绪初年发见，知其与齐鲁年代不相远，他则无可考矣。”如此来看，顾廷龙认为晚清大收藏家罗振玉为燕陶文的最早发现者。其后，古文字学家高明的《古陶文汇编》中提到“比齐、邹陶文略晚，于清光绪初年河北易县燕下都发现燕陶文。《艺术丛编》和《周汉遗宝》等书著录的燕陶文第一件完整器物‘二十二年正月’陶罐是潘祖荫旧藏……”
高明认为，燕陶文也是光绪初年发现，而未说明是谁所发现，只记载潘祖荫最早收藏到带有燕陶文的完整器物。那么，究竟是罗振玉还是潘祖荫最早发现了燕陶文呢？
查阅罗氏著作，其中关于陶文的记载多存在于《俑庐日札》中。终于，我们在其中第255条中查到罗振玉所见燕陶文实为潘祖荫旧藏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罗振玉并不是燕陶文的最早发现者。
机缘巧合，2017年安徽大学杨烁博士曾以网上所见一件燕陶文拓本见示，后征得拓本主人概允并重新发来清晰图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这是一件典型的燕陶文拓本，拓本上附带有两枚印章：其左下角为“攀古楼藏古匋（陶）”，右上方又钤一枚纪年印，印文为“丁亥”。“攀古楼”是潘祖荫专门收藏古物的地方，而其在世的“丁亥”当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明确纪年且时间最早的燕陶文拓本。由此可知，燕陶文确为光绪初年即被发现，其发现者应当是晚清大收藏家潘祖荫，比清代学者陈介祺发现齐陶文（1872年）晚15年，而比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899年）早12年。查《潘祖荫年谱》可知，潘祖荫在光绪元年（1875年）及以后，曾多次被派往易州（今易县）督办清西陵的修缮和管理等事务。清西陵陵区距离燕下都遗址大约30公里左右，因此，在光绪初年，潘祖荫收藏到燕下都陶文是合乎情理的。而在一张小小的陶文拓片上分别钤印收藏和纪年印章，足见当年潘祖荫对这件陶文的重视和珍爱。
从1929年马衡组织燕下都遗址考古调查算起，至今已走过90年，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也是中国大地经历巨变的时期。如今，在省、市、县各级政府的重视下，相关文物单位制定了合理的燕下都遗址总体规划和保护方案，安装了监控设备并加大燕下都文物保护区域内的巡视力度，加强燕下都遗址及周边的环境治理。古老的燕下都遗址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现在，燕下都遗址以及遗址内出土的精美绝伦的文物，为我们探寻古老的燕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追溯历史，战国时期燕国地域不仅包括了河北北部，还涵盖了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因此，燕下都遗址也印证着京津冀三地自古便是“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这也正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根源所在。
燕下都遗址就像是一册沧桑而古老的史书，记录着古燕国一段段壮怀激烈、跌宕起伏的历史篇章。两千年前，燕下都经历和见证了燕国的兴衰；两千年后，燕下都遗址静静俯身于易水之畔，彰显着不灭的燕赵风骨。 （于军 吴磬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