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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抵抗遗忘——对话作家梁鸿

2020-04-24 10:31:24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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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梁鸿,著名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曾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第七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这是写作以来最有冲动却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有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在充满哀思与怀念的4月,作家梁鸿推出长篇小说《四象》。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相连的奇幻空间——孤独的城市青年韩孝先与韩立阁、韩立挺、韩灵子三个亡灵从故乡河边的墓园开始,游走于梁庄、吴镇、穰县、省城,串联起一个村庄漫长而曲折的故事。

这是一种生命和情感的延续。梁鸿坦言,写这部小说最初的冲动来自她对父亲的思念,“我到墓园去看父亲,似乎能听见父亲的叹息,他太寂寞了。我想让这片墓园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都能看到、听到他们的故事并且传诵下去。他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还在某一生命内部回响。”

探寻独具特色的叙事视角和语言风格

记者:阅读这部小说,感到无论叙事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探索性和挑战性。小说采用多声部内心独白式的叙事视角,四个主人公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用大段独白讲述各自人生,现实与回忆交织、碰撞。故事从梁庄河坡的墓园开始,经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过程,又回到原点,以墓园结束。在章节安排上,分为“春”“夏”“秋”“冬”,这也是一个轮回。故事结束,让人感觉如同做了一场既现实又缥缈的梦。这样的结构和语言不仅为您的写作带来一定难度,同时也为读者阅读带来一定难度,您为何采用这种叙事结构?

梁鸿:读这部小说,确实会对读者构成障碍。你们在阅读中有没有想要“弃剧”的念头?

记者:尽管开始读有些难度,但因为有悬念在里面,所以并没有想要放下,反而激发了一种好奇,想看看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读到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捋清了大概脉络,到了第四部分就豁然开朗了。

梁鸿:其实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体验吧,一点点揭开谜团,一步步接近真相。在小说定稿之前,我发给几个朋友看过,他们都说小说进入有点难,担心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他们也疑惑为什么不把第四部分韩孝先的讲述放在前面来写,让韩孝先出来讲述,召唤出三个人物。我曾用一个月的时间根据他们的意见调整结构,反复琢磨。但这样调整我感觉不顺畅,我希望小说有缓慢的、时间的凝视感,如果把第四部分放在前面,整个情绪都不一样了,而且,我们不能小瞧读者。现在的结构首先保证了每个主人公缓慢的叙述感;其次,在每个主人公叙述过程中又包含着某些谜团,让读者阅读时充满悬念,耐心地随着情节一步步揭秘,到第一章第四部分完全清晰,读者也会有一种阅读上的成就感吧。

记者:您提到小说从构思创意到交稿,七易其稿,历时三年。在创作过程中,您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语言,人物,叙事,还是结构?

梁鸿:写作中,确立语言是最为艰难的,它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灵魂。我试图写出每个主人公不同的语言形态。韩孝先可能是带有点疯癫的语言,韩立阁是典雅的语言,韩灵子是自然的、天真的语言,韩立挺是充满慈爱的、模糊的语言……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语言,修改的也是语言,必须非常投入,进入到人物灵魂的内部,才能琢磨出独属于一个人物的语言形态。比如写韩孝先的语言,我查过不少资料,其实精神病人的内心是非常活跃的,语言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仿佛他们的语言是四面八方都拿过来横向使用,所以孝先的语言极为丰富,也极富想象力,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逻辑,他沿着自己的情绪逻辑往前走。

另一个难点是人物的逻辑性安排。因为小说起笔比较玄幻,是非现实的,怎样做到让读者读起来可信,要赋予虚构情节合理性,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孝先最初是怎么看到立阁、立挺和灵子的?孝先如何在给民众传道的同时和这三个人说话的?如何既有大胆的想象又有内在的逻辑性,这是我在写作时反复琢磨的地方。

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

记者:书中四位主人公分别是有着现实维度的韩孝先、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遭遇车祸去世的女孩韩灵子、寿终正寝的教派长老韩立挺,您是怎样选择这四个人物的?其中,令人印象较深的是韩立阁和韩灵子,这两个人物仿佛早已在您心中发酵酝酿,等待时机喷薄而出。

梁鸿:这四个人物的出现是很自然的。立阁、立挺、灵子这三个来自地下的角色,其实是有基本原型的。我在《中国在梁庄》里提到过韩立阁这个人,可能有两三百字的叙述,他早年留过学、当过官,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被处决了。在我们村庄,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教派家庭,韩立挺的形象就源自这个家庭中的成员。灵子,是好几个人形象的叠加。我母亲坟墓旁边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照料,坟头几乎是平地了,很容易就踩上去,我父亲会说:“你别踩上去。”我就会想:她是谁?此外,我还加进去一个女同学的印象,虽然我不记得她的模样,但总觉得她一直在我心里。所以,他们的形象其实一直在我心里,只是没找到安放的地方。当我想到墓地下的声音时,他们马上就被召唤出来,变成有机的整体。我一直希望赋予那些被遗忘的人们一种形象和声音,让他们可以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希望那些被遗忘的生命能够再丰满一次。于是,渐渐地,他们模糊的形象愈加清晰,在故事里慢慢地生长。

记者:在书中,您构建了一个奇特空间,故去的韩立阁、韩灵子、韩立挺与现实中精神分裂者韩孝先相互交织生发出许多富有哲理、耐人寻味的故事,充满了哲理性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追问,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有些人物质富足但精神空虚,乡村的逐渐消失等,格局似乎更加开阔。这让人想到阿来描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云中记》,也是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思考与叙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

梁鸿:我想通过这本书探究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比如书中人们狂热地崇拜韩孝先,把他奉为“上师”,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孝先真的就是“上师”,而是因为人们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们渴望得到精神的慰藉。我特别想表达这种精神状态——个体是什么状态,社会是什么状态,时代是什么状态,它们交织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响。

记者:您之前因为《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描写农村的非虚构作品而被读者所熟悉。近些年您把精力更多放在《梁光正的光》《四象》等虚构作品上,这两种写作给您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

梁鸿:非虚构的魅力在于你面对真实场景,怎样把控、怎样理解,需要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去解析人性和社会内部的复杂状态,从单调的生活中发现生命和社会复杂的意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虚构是一种飞扬的书写,是开放性的,你可以在其中遨游,它所考验你的是在遨游过程中有没有断线,你有没有找到虚空中故事和人物的脉络,有没有在虚空中发掘出与现实(社会的和人性的)之间的深刻联系。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对于我而言都是幸福的,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快乐。

恨不得自己变成故乡的那条河流

记者:今年2月,由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参加了第70届柏林电影节。作为片中的重要讲述者,您认为以影像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您的故乡与文字相比有何不同?这次拍摄您对故乡有没有新的认识?

梁鸿:影像更具有冲击力,有一个全景观,与观众是一个更加立体化的交流,而文字表达更内化一点,慢慢深入人心。每一次回到故乡,对我的情感都有不同的冲击。通过影像,能重新反观自己的村庄,也挺有意思的。在拍摄时,故乡的河流水流量不大,当时我觉得特别遗憾,怎么都5月底了,流量还这么小,因为在我心中,那条河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偏偏在别人来拍我的故乡时,河流没有呈现出她最美的姿态。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变成那条有着最美姿态的河流。感觉自己与故乡的土地、河流、一草一木永远也不能分割。

记者:因为疫情影响,您未能出席柏林电影节。您也曾在2月2日的微博中写道:“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这次疫情会不会对您今后的写作有所影响?

梁鸿:疫情对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只是我们的职业和角色不同罢了。作为作家,可能我会思考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今后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这场全人类的灾难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思考,但也许未必立刻就要去写。它是一个长远的疼痛,需要不断琢磨、思考、沉淀。也许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开开心心地上街吃饭、玩耍,但这个时候作家是不能遗忘的,要用文字来抵抗遗忘。(河北日报记者肖煜 张晓华

责任编辑: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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