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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晋察冀边区兵工厂修械所一角。 韩正坤供图
■阅读提示
最近，省委党史研究室与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军民融合促进会联合发布了一条关于征集河北红色军工史料的启事。河北红色军工——这个之前不太为人所了解的领域的故事，被逐渐发掘出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建立了许多军工企业。在毫无工业基础的背景下，广大军工战士以大无畏的勇气、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无穷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前方将士输送了充足的枪炮弹药。
其中，“缸塔法”制造硫酸、“坩埚炼铜蒸锌”、“焖火法”加工白口生铁等三项土法制造工艺，被列为战争年代的三大创造，成为在条件极其艰苦简陋时期，兵器制造史上科技引领的典范之作。而这三大创造，有两项创造率先出现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人员使用过的工具。 崔菀婷供图
从无到有的军事工业体系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中，有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词。
这句歌词，也反映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物质条件的匮乏。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缺吃少穿，缺弹缺药，起初不得不用缴获的敌人物资进行补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不例外。
上世纪初，我国的工业落后而又薄弱，地处边远的城镇和山村仍以手工业为主，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抗战爆发后仅5个月华北即告沦陷，铁路、矿山、冶炼等工业和交通干线的丧失，也给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带来巨大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华北地区民间的手工业比较发达，这些民间手工业多是木器制造业、农具制造业、爆竹业、陶瓷业、家庭纺织业和酒业、小农冶铁业。而且，晋察冀的北岳和冀中地区能找到土硝、硫黄、棉花等制造弹药不可缺少的原料，为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晋察冀军区在创建之初，已着手组建修械所，承担武器的修配，并形成了一定的修造能力。
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为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军事工业，晋察冀军区于1939年4月成立工业部，主管根据地的军工建设和生产。
工业部驻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神南镇。刘再生任部长，后杨成任政委。1942年10月，边区政府工矿管理局合并到军区工业部，工矿局局长张珍任工业部副部长兼任技术研究室主任。工业部成立后，所属各修械所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着力由修械转向制造。1939年底，按产品组建了7个生产单位，将修械所改为连队编制，一个连就是一个工厂。1942年前后，达到了11个连队、3个化学厂、1个矿工队的规模。同时，军区陆续调来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逐步建立起包括技术研究室在内的较精干的机构。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军区领导，都十分关注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聂荣臻对军事工业的建设方针、生产管理和产品方向等，都及时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要求，对推动晋察冀军区军事工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战争日益深入，军械弹药的供应是个大问题，必须自力更生，加强军工生产，以补充其不足。军工建设要“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军工生产要贯彻“集中领导、分散生产、小型配套、就地取材”的原则。
聂荣臻还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晋察冀边区，他经常对干部们讲，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他还经常对搞军事工业的干部们说，搞兵工没有知识不行。
在军区工业部建立初期，聂荣臻想方设法把学过理工科的干部从各个部队抽调到工业部来。1942年秋季大“扫荡”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技术干部的作用，他又让边区政府工矿管理局的大部分技术干部，到工业部技术研究室参加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先后加入军工研究和生产中，如熊大正、汪德熙、阎裕昌、葛庭隧、石城、胡达佛、张方、韦彬、黄锡川、任一宇、张奎元、傅江、李广信、孙艳青、佟浪、孟益堂、王裕、朱心德、高霭亭、何振廉、张温如、丁木等等。他们大部分毕业于平津唐一带的大专院校，也有留法勤工俭学回来的，还有抗大、华北联大培养出来的同志。正是他们，在技术资料、化工材料和设备都很缺乏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军工生产的创举。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1940年至1942年期间，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立足边区条件，生产出了优质硫酸、硝酸等重要军工原料和无烟药、高性能炸药、自制子弹、轻型枪械，以及对敌斗争中广泛使用的各类爆破器材。
到抗战后期，人民军工基本实现了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到“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重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