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赵立春：千年石窟的“守望者”

阳光越过响堂山石窟前壁门洞上的方形明窗，恰好投射到佛像头部，照亮幽深昏暗的洞窟。野鸽在逼仄的窟顶辗转腾挪，残缺佛雕前却常有一人静静望着这些佛像。

这个几乎熟悉窟内每一处雕刻纹路的人，正是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馆长赵立春。

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太行山支脉的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时代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存，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30多年来，赵立春一直守在这里进行保护研究和文化挖掘。

赵立春。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缘起——混日子小伙儿“误入”考古之门

梳着中分长发，戴黑边框眼镜，外表豪爽粗犷却举止斯文，金句频出……初次见面，这个江湖人称“赵响堂”的人乍一看像个搞行为艺术的。

赵立春与响堂山石窟的结缘很是巧合。

1985年，18岁的赵立春早早离开校园，成了邯郸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一名工作人员。“刚到文保所上班时，对石窟一无所知，每日浑浑噩噩、打发时间。”赵立春说。

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世长带研究生到响堂山进行石窟寺研究，改变了赵立春的命运。

赵立春跟在他们身后，拿着尺子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工具，绕着响堂山石窟雕像测量、记录，天天泡在石窟里，他默默记下每一点新知识。

“那时，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赵立春的悟性、求知欲和吃苦耐劳精神打动了马教授。同年，赵立春经引荐，参加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这批学员被誉为石窟考古界的“黄埔一期”，现已成为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那个赵立春自称为“觉醒年代”的时期，他自我调侃“原来守着千年瑰宝却不自知”。

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隋、唐、宋等各代均有增凿。它是我省现已发现的最大石窟，因在山洞击掌甩袖总能听到洪亮回声，故名“响堂”。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约15公里。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响堂山石窟代表皇家意志，将佛教石窟艺术与帝王形象及陵寝相结合，被称为北齐皇家石窟寺，在佛教雕塑中国化、汉化过程中，上承北魏之风，下启隋唐之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期三个月的研修班里，赵立春年龄最小，基础最差。于是他凌晨4点起床背书，如饥似渴。毕业前宿白教授把他叫到跟前嘱托，“你用40年把响堂山石窟一件事研究好，这辈子就没有虚度”。

后来，赵立春去大学考古专业深造，周末就泡书店，省下的钱都拿来买书。回到响堂山，他干脆住在会议室，长条桌上铺被子做床，囤上几箱方便面开启苦心孤诣的研究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1年，赵立春写出第一篇论文。2000年，工资每月400多元的他借了两万元出版第一本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赵立春在北响堂山石窟内拍摄佛教造像。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守望——“我心归处是响堂”

作为一个石窟人，赵立春是个完美主义者，奉行“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

据他介绍，北朝时期，邺城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留下南北响堂石窟和众多单体石造像，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北齐样式”。

响堂山石窟雕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宿白教授曾言：“中国石窟的缩影在响堂。”

“响堂山石窟上承北魏豪放之风，下启隋唐飘逸浪漫之气，尽显细腻生动之特征，在石窟雕刻史上写下了光彩而独特的一页。由于北齐是由高度鲜卑化的汉人为首建立的政权，所以造像多为北方人粗犷雄健的形体，装束也以简率质朴为特色，造像更加接近社会生活，具有真实感。”赵立春说，到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一些石窟中的隋唐造像，无不受到响堂山北齐模式的影响。

“关键看细节，佛像右脚轻轻一踮能看出彼时的雕塑审美变化，更注重动态写实，不再那么刻板。”赵立春说。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568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此后，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多年，不仅丰富了佛教的传播形式，也作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佛教重要遗迹保存下来，为研究佛教的刻经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赞叹响堂山刻经为“中华第一刻经”。

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北响堂刻经洞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四部，开创了中国在石壁上大规模镌刻佛经的历史，唐邕也被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其刻经艺术和历史价值上可与王羲之《兰亭序》齐名。同时，南响堂山华严洞右壁和前壁雕刻有北齐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由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笔势遒健，亦是珍贵的书法艺术精品。

30年如一日，专注于石窟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赵立春等研究人员完成了对响堂山石窟的全面断代、编号，还对造像风格、刻经书法等内容作出了权威论述，这一珍贵历史文化艺术遗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赵立春也想过退缩。上世纪90年代下海潮的时候，不少人选择停薪留职，赵立春也尝试开过半年饭店，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感觉自己始终离不开响堂，响堂也离不开我。”

在这么一个地方搞学习研究，几乎全是自费，不光周围人说，赵立春甚至一度也自认为是一个怪胎。

“开始很寂寞，圈子也很小，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面对自己。到各地进修、策划展览有很多机会离开，但守在这里就像是守护着精神家园。”赵立春说。

“如今，赵立春在圈子里被叫作‘赵响堂’，就像一个符号。”云冈研究院科研办主任赵昆雨说。

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佛教造像。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新生——让千年石窟“活”起来

赵立春刚到响堂山石窟时，满目疮痍，一片破败，石窟几近埋没在山野。

“最遗憾的就是破坏太严重了，因为线条和纹路雕刻太精美，民国时期就被很多文物贩子给盯上了，如今100多尊流散在世界各地。”每每说起，赵立春眼里满是惋惜。

响堂山开窟造像跨越千年，也历经劫难，特别是民国时期毁灭性的盗凿，使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缺头少臂。

由于文物贩子的盗窃贩卖，响堂山石窟的大量精美文物流失海外：北响堂第九窟大佛洞塔柱东侧上方的高欢墓柩早年已被盗空，精雕的石棺已流失到美国；南响堂八尊菩萨造像品质卓绝，艺术水平高超，因盗掘流落海外，现分藏于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底特律博物馆、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等。这些，都成为举世公认的响堂山石窟艺术精品。

进入新世纪，对响堂山石窟保护影响比较大的是酸雨和粉尘。赵立春介绍，峰峰矿区是一个重工业基地，周围都是水泥厂、煤矿、陶瓷厂等，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对石窟寺有较大影响。前些年，粉尘比较多，灰尘落上去之后，一下雨，清都清不掉。

“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环保，一些工厂停产，现在情况好多了。”赵立春说，近几年，峰峰矿区加强了对响堂山石窟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绿化造林，引水上山等，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成立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让其有了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这座开凿于一千多年前的皇家石窟迎来了新生。

“在保护开发过程中，要让文物‘活’起来。”赵立春说，“因为响堂山石窟佛头流失海外较多，未来我们在博物馆展厅里会利用科技手段虚拟复原。这样观众借助3D打印、AR技术，即可在原址看到复原后的造像。”

与敦煌、云冈、龙门这些石窟相比，响堂山在规模上算是小石窟，难有经费保障。赵立春选择和高校合作建设“数字响堂”，跟大学合作借力来发展，用现代科技手段来保护响堂。假如文物本体不慎损坏，可利用技术进行3D复原。目前，前期数据采集工作已经完成。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更多的存在于考古研究。“我们基本上用了30年时间，完成了对响堂山石窟的考古研究，这是初级研究。初级阶段完成了，那么考古之后干什么？这几年，我一直在考虑，要跳出石窟来看石窟，也就是要更多地去接触跟其他艺术有关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跨界，即不同学科视野下的石窟研究。近些年，音乐、服饰、绘画等领域学者也开始关注响堂山，研究面就此打开。”赵立春说。

在赵立春的努力下，响堂山知名度越来越高。今年“五一”期间，响堂山景区单日游客数近五千人，山脚下的集贤村民宿旅游、农家乐也火了起来。特别是离响堂山10多公里的张家楼艺术公社，也成了众多艺术家写生和当地百姓心中的“网红打卡地”。

张家楼村距古镇彭城约1.5公里，这里盛产优质瓷土，当地百姓凿井挖土，源源不断供应着磁州窑炉火千年不熄。2000年后，为保护生态环境，小煤窑被关停，传统的陶瓷烧制工艺被淘汰。随着张家楼新村的建设，村民陆续从老村迁出，独具韵味的老村逐渐凋敝、衰败下来，民宅空置率超50%。

看着带有磁州窑文化特征的古村落被遗弃，赵立春坐不住了。2015年，他找到镇政府和村委会，提出保护老村的方案。他认为，对张家楼老村的保护，不仅要保护老建筑，更要守住这里源远流长的文化，延续古村生命力。

在赵立春的感召下，艺术家们陆续来到张家楼，在保护村庄原貌的基础上，共同成立了张家楼艺术公社。一个个即将坍塌的老宅子被清理加固，一个个工作室、创作室、展览室在一处处老宅院中落成。在这个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古村落里，艺术家们开始了书画、陶瓷、诗歌等作品的创作，昔日沉寂的老村重现生机。

谈及未来，赵立春表示，自己会一直在响堂山石窟守望。他呼吁更多学者加入石窟研究保护中来，让世人认识、了解这座艺术宝库，“芝加哥大学2011年就曾在海外进行过响堂山石窟数字复原展览，引起轰动，这次我们与其合作举行数字复原展，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响堂山石窟全集》即将出版，我计划去北大开新书发布会，给恩师们一个交代。”赵立春说，响堂山5000多尊佛像已经融进了自身血脉。 （高博）

【采访手记】

一生只做一件事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大半生时光献给了敦煌，人们亲切地称呼她为“敦煌的女儿”。

笔者采访的赵立春，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馆长，知名度远不如樊锦诗，但有一样的特质，那就是过去的30多年时光里，只做了一件事——守护响堂山石窟，国内外学术界都称他为“赵响堂”。

赵立春说，“你去各石窟寺看一看，基本都有一位多少年守护研究的‘掌门人’，所以我做的这些也没啥。洞窟和佛像是有灵魂的，在陪着我说话，所以也不感到寂寞。”

1988年，赵立春参加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尽管在学员中他的基础最差，但业内大家的一线授课，还是将他领进了门。

“你用40年把响堂山石窟一件事研究好，这辈子就没有虚度。”宿白教授曾这样嘱托他。

赵立春，也是这样做的。

2000年，他借了两万元出第一本书，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因为以前国内关于响堂山石窟研究的书还都是日本人写的。

30多年如一日，专注于石窟文化的研究和对外传播。赵立春和同事不仅完成对响堂山石窟全面断代、编号，还对造像风格、石窟刻经等内容做出权威论述，先后发表众多论文和学术著作。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大量的优秀中华文化依存在石窟寺中，石窟寺是中国人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教材。”赵立春说，石窟寺是体现不同文化交融的宝库，彰显了不同文化的汇聚和交融。如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等相融合。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等都充分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厚底蕴，是研究历史、宗教、建筑、艺术等领域的文化宝库。

与有着“四大石窟”之称的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相比，响堂山石窟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但响堂山石窟在佛教雕塑中国化、汉化过程中，上承北魏之风，下启隋唐之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面对历经千年沧桑的响堂山石窟，赵立春和同事们一面是研究，一面是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赵立春积极跟进科技进步步伐，和高校合作建设“数字响堂”。目前已完成响堂山石窟文物的数字扫描，未来在博物馆展厅里会利用科技手段虚拟复原。这样，观众借助3D打印、AR技术，即可在原址看到复原后的造像。

“这些佛像的背后，是1000多年的历史沉淀。”赵立春希望，更多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加入响堂山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之中。

文/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