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文物篇（上）｜奇珍重宝

【阅读提示】

河北大地上的先民，创造了灿烂文明，留下宝贵、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河北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322610件/套，实际数量1402448件。其中，珍贵文物60109件/套，包括一级文物1313件/套。

当我们走近其中，尤其是包括河北18件国宝文物在内的20余件奇珍重宝，更能领略这片土地上孕育传承的人文根脉，感受到历史深处射来的中华文明的光亮。

文物的时空

满城汉墓出土刘胜金缕玉衣 。河北日报 记者赵杰摄

玉衣中的王者

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镇馆之宝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总是能吸引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关于这件享誉中外的国宝级文物，似乎永远有讲不完的传奇和故事。

1968年7月20日，保定满城。

在距离县城以西1.5公里的陵山一处巨大山洞里，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不久前发现的一座汉代大墓。

这一天，要重点清理墓主人的棺椁。

棺椁已经腐毁，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积灰。清除积灰，最先露出了一些圆形大玉璧。而在玉璧下，出现了排列整齐的玉片，隐约能看到连缀玉片的金丝。

长毛刷不停地刷着，越清理，玉片面积越大。最后，出现了一个扁平的人形轮廓。

“金缕玉衣？！”围拢过来的考古人员中，有人脱口而出。

2017年1月，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所长、研究馆员郑绍宗面对面向记者讲述他亲历的这一幕时，一切都仿佛“宛如昨日”。

“这下咱们可要出名了。”巨大的惊喜笼罩了现场每个人。

金缕玉衣，是汉代最高等级规格的丧葬殓服。

西汉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今天所说的金缕玉衣。

据《后汉书》记载，玉衣按穿缀的丝线区分规格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

然而，在其后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件完整实物出土，人们并不知道真正的金缕玉衣究竟是什么样子。

刘胜的金缕玉衣，成为我国首次发现的、规格最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填补了历史空白。

诸侯王刘胜，为什么能穿皇帝专用的金缕玉衣？

一种研究认为，西汉时金缕玉衣的使用还没有东汉这样规定严格，诸侯王也可用金缕。但即便在西汉，也并不是所有诸侯王都有此待遇。刘胜能使用金缕，与中山国在汉王朝的战略地位相关。

刘胜，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受封中山国，号中山靖王。汉中山国，在今石家庄东北、北京西南。辖区范围，大致在无极县以北、新乐市以东、保定市区以西、易县以南。治所在卢奴县（今定州市）。

这是个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方。

它处于太行山东麓至古黄河西北岸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上，土壤肥沃，河道纵横，灌溉便利，十分适合农业生产。

而当时的河北西南部，不但是西汉王朝主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也是关东地区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除了中山国，如真定（今石家庄正定）、广平（今邯郸广平）、信都（今邢台信都）、河间（今沧州河间）四国，巨鹿（今邢台平乡、巨鹿）、清河（今邢台清河）两郡都地处这一带。

汉景帝将儿子刘胜分封在中山国这片富饶之地，汉武帝即位后，继续给予中山王室礼遇，并恩准刘胜使用“金缕玉衣”。

帝王的格外优待与恩赏，凸显出其受封之地的重要。

目前，全国出土且经过修复的金缕玉衣共9件，其中只有刘胜和其妻窦绾的这两件金缕玉衣，是没被盗掘过的，可谓“最完整”。

而其余7件，包括河北定州发现的中山怀王刘修金缕玉衣，江苏发现的西汉楚王刘戊、广陵厉王刘胥、江都易王刘非夫妇金缕玉衣，河南发现的西汉梁共王刘买、梁夷王刘遂金缕玉衣，因历史上均遭盗掘，大部分金丝被抽走，只剩散乱残碎的玉片。

2002年，刘胜金缕玉衣被列入我国首批64件（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根据等级可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而一级文物过去还分为甲、乙两等。我们所说的“国宝”，通常指“一级甲等”文物。

一级文物中，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的，迄今全国共195件（组），即便在“国宝”中，它们也是弥足珍贵。

“中山靖王可能有‘啤酒肚’！”展厅中，一位参观者蹲下来，仔细观察金缕玉衣腹部微微鼓起的玉片。

这“啤酒肚”，体现的正是西汉金属和玉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

为了贴合刘胜的身材，工匠需要将玉衣上身前幅胸部、腹部处制作成隆起状，上身后幅臀部自然收分，这使得玉衣不仅有腹，还有胸、有臀。

制作这样一件造型精巧、曲线柔和、前凸后翘的玉衣，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刘胜的金缕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用于连缀的金丝重1.1千克。窦绾的金缕玉衣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

数以千计的玉片，主要为长方形和正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四边形、多边形。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指甲盖大小，用在手套上。

玉片经过抛光、钻孔等多道工序，才加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玉片硬而脆，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只有大约1毫米。

比玉片制作更精细的是金丝。

“编缀玉片的金丝，采用了汉代金属‘拉丝’工艺，再通过‘退火’，使金丝软化，增强韧性。”定州博物馆副馆长杜会平解释。通常，金丝长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仅有0.08毫米，用在手套部位，这相当于人头发丝的细度。

金丝编缀玉片，组成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部分，入殓时，再连为一体。

根据西汉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制作这样一件中等型号的金缕玉衣，需要花费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十年时间，制作成本相当于当时100多户中等家庭的财产总和。

所以，金缕玉衣不是今天才成为“国宝”的，2000多年前在西汉诞生时，它已是稀世珍宝。

保定满城汉墓出土错金博山炉。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燕赵文物地图

2020年12月18日，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这就是河北18件国宝文物的名单。”处长李宝才递给记者一张刚打印出的表格，表格上每一件文物的最后，都有一个“国宝☆”的标记。

国宝名单是1993年国家文物鉴定小组在各省鉴定评选出来的，代表了各省文物的顶级水平。

河北18件国宝文物出土自7处古遗址、古墓葬。

战国中山国遗址，7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十五连盏灯、银首人俑铜灯、夔龙饰刻铭铜方壶、错金银铜板兆域图。

西汉满城汉墓，5件：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刘胜金缕玉衣、窦绾金缕玉衣、透雕双龙纹高钮白玉谷纹璧。

这两处遗址、墓葬，是河北最具分量的考古发现，出土的国宝合计占到了河北国宝文物总数的三分之二。

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2件：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

战国燕下都遗址，1件：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元代窖藏遗址，1件：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静志寺塔基地宫，1件：定窑白釉龙首莲纹净瓶。

万堤古墓群，1件：何弘敬墓志铭。

李宝才翻开国家文物局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找到“文物专题图”中《河北省已发掘的重要古遗址和古墓葬图》，将上述遗址一处一处“放回”到地图上。

中山国遗址，石家庄平山；

满城汉墓，保定满城；

刘畅墓，保定定州；

燕下都遗址，保定易县；

元代窖藏遗址，保定市区；

静志寺塔基地宫，保定定州；

万堤古墓群，邯郸大名。

在地图上将这些地点串联起来，河北珍贵文物空间分布一个重大特征赫然出现——它们几乎全部在“太行山东麓大道”之上。

“太行山东麓大道”，一条平行于太行山、南北走向的山前廊道，河北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

这是一条“盛产”古都的廊道，自商代至隋唐以前约2400多年岁月里，先后出现了商都“邢”（今邢台一带），燕下都（今易县一带），战国中山国国都（今灵寿一带），赵都邯郸，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都城邺城（今临漳一带）“五大古都”。隋唐之前，这样的都城数量、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都城集中于此，国宝也集中于此。

2021年3月12日，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

进门处，是18件国宝之一、河北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铺首，有驱邪之意的传统门饰，大多为兽首衔环状，通俗讲就是“门环”。

这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铺首，也是河北18件国宝中年代最久远的。它通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千克，环内径16.5厘米、外径29厘米，兽首衔环造型。

硕大的造型，透着王者之气。

这个巨型“门环”出土于燕下都宫殿建筑基址老姆台东30米，应为燕国宫殿大门上的构件。

“如此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将是何等壮丽？被司马迁称为‘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的燕国尚且如此，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生产力该何等先进、文化该何等发达？”穷半生之力致力于燕下都考古发掘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石永士曾这样感慨。

2200多年前铸造的“巨无霸”铺首，就这样成为探究河北厚重历史、中华灿烂文明的一把钥匙。

2012年，全国启动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通过这次普查，河北全面摸清了自己的文物“家底”：

河北省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322610件/套，实际数量1402448件；

其中，珍贵文物60109件/套，包括一级文物1313件/套（实际数量9187件、占比0.65%）、二级文物13446件/套（实际数量15125件、占比1.08%）、三级文物45350件/套（56377件、占比4.02%）。

“河北是文物大省，文物总量大，文化承载力高的早期珍贵文物数量多，集中在战国至汉代。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孕育的地方之一，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清，文明源远流长。”李宝才说。

故城县出土的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融合的前沿

2020年6月12日，苏州博物馆。

这里正在为从河北远道而来的164件/套文物举办一场特展，《鲜虞风云——古中山国文物精品展》。

特展设计的海报上，为战国中山国文物“代言”的，是一件中山国特有的青铜艺术品——错金银双翼神兽。

神兽形象夸张奇特，体形像狮虎，四肢弓曲，利爪抓地，昂首挺胸，怒目圆睁，做咆哮状，同时两肋生翼，跃跃欲试。

抽象、夸张、变形，将飞禽走兽的特点集于一身，这样的奇思妙想，正是中山国游牧民族个性的表达。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可见在西汉人眼中，中山国就有了“工艺华丽精巧”的“文化个性”。

至今，国内尚未在任何出土文物中发现同样造型的神兽。

工艺品奇特的造型艺术，与中山国的由来分不开。

中山国，是一支名为白狄鲜虞的北方游牧部族建立的国家。

这一部族从陕西迁徙到太行山以东，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今天平山县三汲乡一带定都。

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地处“燕”“赵”之间，包括今天石家庄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

河北在“燕赵”之外，为何能同时崛起一个外来的“中山”？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河北地处农耕和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一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阵地。中山国的文物，除了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还有很多吸收了中原文化，如篆书文字、礼仪制度等。”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春长说。

和错金银双翼神兽一样，在河北很多文物身上，都能找到多元文化融合的印记。文化多元，正是河北文物的一大特征。

2020年9月15日，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展厅。

在众多光洁硬朗的瓷器中，有一件瓷器看上去却“柔软细腻”，皮革质感十足。

这就是一级文物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

扁圆形的壶身，由“三张柔软的皮页”“缝合”而成，“缝合线”随壶的轮廓串走，“针脚”规整细密。壶身两侧各“搭”一片五边形鞍鞯花毯，鞍鞯花毯上刻画、戳印着圆形、条形、麦穗形、钱形等装饰花样。皮条编结的花坠，自然“垂”在壶的前后。

如果不仔细看，竟会忘了，这是一件硬邦邦的瓷器。

皮囊壶，本是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皮质水壶；制瓷，典型的中原技艺。两种文化元素，凝聚在了这一件器物上。

这件皮囊壶上，中原制瓷各种装饰手法几乎都有所应用。

皮囊壶缝合线起伏的褶皱，用堆贴凸线技法表现；壶身上的铆钉，用模印贴花技法呈现；鞍鞯的轮廓采用浅浮雕；鞍鞯花毯的图案，用戳印法制出几何纹；神采奕奕的凤眼，运用了点彩技法点睛。

而皮囊壶的造型，也为了方便中原定居生活，进行了改良。皮囊壶增加了提梁，壶底部加上中原瓷器式便于稳定的圈足。

磁县北朝茹茹公主墓出土古罗马金币。北朝考古博物馆供图

河北还有一些文物，来自遥远异域，凝结了欧亚文化交流的印记。

2020年12月25日，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展馆里的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金光闪闪，散发着异域气息。

“这两枚金币是我从成堆的墓土里一筛子一筛子筛出来的。”河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邺城北朝史学会会长马忠理，清晰记得发掘时的情景。

那是1979年底，墓地考古已近尾声，但一件珍贵瓷器上所缺的一小块瓷片还没找到。马忠理决心一个人把清出的墓土再筛一遍。

筛着筛着，一点亮光闪过。马忠理将其拣出仔细辨认，不是瓷片，竟是两枚圆形金币，上面还刻着罗马字母。

古罗马金币！

经过鉴定，两枚金币为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金币，分别铸造于公元491年—518年、公元518年—527年，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由于墓曾被盗扰，金币散落墓土中，专家推测，茹茹公主入葬时，这样的金币可能远多于两枚。

茹茹公主，是来自东胡柔然（今蒙古国、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和亲公主，东魏丞相高欢第九子高湛的幼妻。

茹茹公主去世于公元550年，这一年与金币的铸造时间只相隔二三十年。

“金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流入中国，可以想见，当时东魏都城邺城与东罗马帝国贸易交流多么频繁。”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李江说。

这段文化贸易交流的历史，刻在了博物馆前广场驼队雕塑的基座上，这就是《北朝古丝绸之路线路图》：丝路东起点邺都（今邯郸临漳），在当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贸易路线经由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中东，一直通往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

两枚古罗马金币表明，在1400多年前，河北已处在域外贸易交流的前沿。

这样的域外贸易交流，到了元代依然在继续。

保定窖藏发现的国宝文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就是例证。

它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纹饰丰富，层次清晰，有缠枝牡丹纹、忍冬纹、如意云头纹等纹饰10余层。素雅的青花与浓艳的釉里红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青花釉里红极品。

在烧制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原料中，最关键的钴料“苏麻离青”，则主要从中东进口。

目前全世界元青花完整器存世量仅三四百件，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仅120余件。

之所以国内存量不是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元青花瓷的对外贸易性质——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许多精品烧成后就走出国门。

这一进一出，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缩影。

技术的巅峰

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中山王厝铁足大铜鼎。河北博物院供图

铜铁兴替

2021年6月30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在众多的石器文物中，有一组特别的金属展品，两枚大城山遗址（距今4300年—3800年前后）出土的梯形穿孔铜片。这组国家一级文物，是我国考古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之一。

铜片一枚长5.9厘米，宽4.2厘米，厚0.2厘米，另一件略小。两枚铜片均呈梯形，表面凹凸不平，上端各有一小孔，边缘厚钝无刃。

根据《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两个小孔是“两面穿成”，“与石器的钻孔法相同”。

两枚小小的铜片，恰如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接力棒”。自此，河北大地金属利用的历史序幕拉开了。

在河北博物院，还有一件划时代意义的金属文物，它的发现，是我国古代金属史上的一件大事。

1975年的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夏鼐，找到了中国金属物理奠基人、冶金学家、材料学家柯俊，拜托他鉴定一件考古界争议不小的文物——3300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钺，是古代形似板斧的一种兵器，是古代权力的象征。

它1972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但铜外部分已经断失，嵌入铜钺内的部分深约1厘米、厚0.2厘米。

虽然它个头不大，颜值不高，但残存的铁刃，却是我国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而争议就在于，这究竟是人工炼铁还是陨铁锻造？

这个事关中国冶铁技术史的谜团，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夏鼐先生不相信那个时候有人工冶铁。他送到几个地方分析，最后得不到结果，就找到我了，我们就这么开始的。”柯俊曾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如是回忆最初与铁刃铜钺的结缘。

通过金相、X射线荧光、电子探针、扫描电镜能谱仪等当时最先进的试验方法，柯俊和研究人员对铁刃铜钺的铁刃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它符合陨铁的特征。

悬案破解，铁刃是陨铁锻造而成的薄片。

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早在3300多年前，河北大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铁这种金属，懂得铁的锻打嵌铸加工，而且专门用在刃部，已经初步认识了铁比铜硬度高。

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距今2300多年，冶铜、冶铁两项古代重大科技进步成果在河北一件国宝文物身上完美“合体”——战国中山王铁足大铜鼎。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体型硕大的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格外引人注目。

鼎通高51.5厘米，口径42厘米，最大径65.8厘米，重60千克，扁鼓形的鼓身为青铜制，三个蹄形足为铁制，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

2014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编制的《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铁足大鼎保护修复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时需要按照1:1比例制作两件复制品。

没想到，复制时在铜铁合铸上遇到了难题。

“青铜熔点约为800℃，生铁的熔点约为1200℃—1300℃，如果将铜身、铁足直接焊接，巨大的热量会使铜身上鼓起许多小包，严重时甚至引起整个鼎身的变形。”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雷金明说。

氩弧焊、冷焊、浇铸……无论用现代技术，还是用传统方法，都没能成功。摸索了两个多月之后，雷金明发现了其中奥秘。

“我们通过探伤发现，制作者预先在铁足上留出了若干个微小的孔洞，在浇铸铜身时让铜水同时流入空洞，凝固后形成咬合力，这才是铁足能与铜身合体的关键工艺。”雷金明说。

金属冶炼技术在河北起步早、发展快，主要原因之一，是河北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铁矿资源丰富。

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大铁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依靠冶铁，富比王侯，可见当时冶铁作坊和生产规模之大。

赵都邯郸故城和燕下都的考古成果，也佐证了当时冶铁生产规模之大。

在对赵都邯郸故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有炼炉残址20多处，在遗址附近沼河流域发现的炼铁遗址也分布密集，这些遗址以邯郸为中心，放射状分布。

而在燕下都城址考古中发现的冶铁遗址，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其中21号作坊遗址，是我国著名的战国时期冶铁遗址，出土铁器数以千计，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

河北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起步早、成熟早的冶炼技术，造就了众多文物瑰宝，在古代冶炼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河北博物院供图

金银异彩

神秘的中山国，立国之王的几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

中山王墓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的出土，或许会让很多人慨叹古人想象力的丰富。

案，是古人日常放置物品的小桌子。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只剩下支撑的方案座。

这个方案座，是战国时期河北地区铸造技术的典范。

方案座底盘为圆形，由四只跪卧的梅花鹿承托，上面昂首挺立着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翼在内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双尾向两侧环绕，反钩住头上双角。龙尾盘绕处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斗栱，斗栱托起案框。

这样一件造型复杂、玲珑剔透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铸造的？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有两种主要方法，范铸法和失蜡法。

范铸法是先制作器物泥胎，再依据泥胎制造内外范模，向合范后的范模间隙灌注铜水，铜水冷却后即是青铜器；失蜡法则是用蜂蜡制作器物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包裹蜡模，加热烘烤，蜡油受热留出，剩下的空壳中灌注铜水，制成青铜器。

两种方法铸造的器物，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范线和扉棱，即“接缝”，后者则是“一体成型”，往往更加精美。

然而，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却因为制作太过精美而险遭误判。

“它曾被误认为是失蜡法铸造，因它的铸痕都打磨得太过平整，再加上覆盖铜锈，肉眼几乎看不出接缝。”最初负责修复这件文物的雷金明说。

事实上，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分型铸造及铸焊拼合技术，称为“全分铸式”。

整个方案座由78个分别铸造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又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再将铸接痕迹打磨平整，最后通体用错金银装饰完成。整个铸造过程使用了188块陶范。

78个铸件浑然一体，几十条铸缝、接缝毫无痕迹，足见战国时期河北铸造工艺的高超。

与铸造工艺一样，河北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堪称精湛。其中，最突出的是错金银工艺——这是中国古代青铜装饰工艺的顶级技艺。

2020年9月25日，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为解释错金银工艺，李宝才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一条凹槽。这条凹槽，正是对错金银工艺核心技术最直接的描摹。

错金银工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做法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打磨光滑，达到装饰效果。

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上乘之作代表之一，便是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这是一扇屏风的底座，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千克。器座上，老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

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虎背上弯曲的脊柱，虎颊上坚硬的咬肌，肩胯处扭动的关节……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将老虎积蓄万钧之力却引而未发的捕食瞬间活现出来。

“这些金银纹饰，打破了青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与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段描写，内容丰富活泼。”李宝才说。

最细的线条，比发丝还要细。

把如此细小的金银丝嵌到器物上而经久不脱落，是如何做到的？

奥秘在凹槽。

“这个凹槽不能直上直下，要内宽外窄，将金银丝、片咬合住，还要给金属的热胀冷缩留出空间。”李宝才在纸上边画边说。

2000多年后，虎、鹿身上的错金银装饰不但没有剥落，金黄、银白的璀璨在锈蚀氧化的青铜映衬下，愈发光亮。

错金银工艺，在汉代被改良升级，又成就了新的国宝艺术珍品——西汉错金博山炉。

2021年7月8日，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

这是刘胜墓出土的一件高级“香炉”。身似豆形，高26厘米，分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

炉座盘踞着三条出水蛟龙，向上托起炉盘，炉盘呈半圆形，点缀着错金流云纹，炉盖为透雕的尖锥状山峦，山间装饰有错金的猴、虎、野猪和猎人等形象。当薰香点燃，香烟穿过炉盖的间隙升腾，呈现出云雾缭绕山间的仙境效果。

仙山，在汉代称为“博山”，博山炉因此得名。

然而，同样使用了错金银工艺，在香炉的“错金”部分却没有看到凹槽。

“根据对‘错金’脱落部位的观察研究，认为‘错金博山炉’采用了新的工艺‘鎏制法’。”省文物保护中心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梁书台说。

鎏制法，首先需配置“泥金”，一种约400℃下金与汞按1:7混合后的溶液。将泥金涂饰在青铜器上，用无烟炭火温烤，汞沸点远低于金，受热蒸发后，黄金纹饰就留在了器物表面。

“鎏制法，省去了嵌错法预制凹槽、镶嵌、打磨等环节，使汉代错金银青铜器的制作相对更加容易，促进了西汉错金银青铜器的快速发展。”梁书台说。

一件件流光溢彩、巧夺天工的错金银青铜器，足以惊艳世人。然而，2000多年前的它们，比如今更闪耀夺目。因为青铜器本是“金黄色”，现在的“青绿色”是氧化后铜锈的颜色。

青铜器当初那熠熠生辉的华美，今天唯有通过想象去还原了。但它所代表的史诗般伟大的青铜时代，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山岳精英

2020年12月23日，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展厅。

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被放在射灯之上，光线自下而上穿过玉璧，整件文物发散出朦胧的青绿色光。

玉璧通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为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

这件玉璧出土于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璧玉质呈青色半透明状，外沿处有宽带一圈，内饰规整的谷纹。上方凸出透雕相对的一龙一螭，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及足爪和云气纹，两兽同衔一环，腾云翻转，动感十足。

玉璧，是中国玉文化中最核心的一种玉器。这种在圆形轮廓的内部或外部雕刻龙纹、螭纹等镂空纹饰的玉璧形制，被称为“出廓璧”。

“出廓璧的技术工艺远胜于圆形圆孔的传统玉璧，囊括了透雕、圆雕、线雕等技法，代表当时最高的玉器设计和雕刻水平。”杜会平说。

河北出土的经典出廓璧除了这一件，还有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的透雕双龙纹高钮白玉谷纹璧、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透雕双螭纹青玉璧等。

距离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不远，陈列着定州博物馆另一件镇馆之宝，同样是出土于刘畅墓的玉器。就玉器形制而言，它是文物中的一件孤品——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

这件玉座屏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屏风状玉器，两侧各有一片玉片为支架，中间两片玉片两端有榫可插入两侧支架，高16.9厘米，长15.6厘米，为新疆和田黄玉。

“传统玉器基本形制都是单形器，这样拼插组合的玉器形制，十分罕见。此前汉代玉座屏只见于文献记载，这是唯一一件实物。在玉器发展史上可谓一枝独秀。”杜会平说。

玉座屏不仅形制罕见，屏风上雕镂的纹饰题材也非常独特。

两侧支架上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上屏片正中为“西王母”，周围有朱雀、九尾狐、三足乌，下屏片为“东王公”，周围有羽人、熊、玄武、玉兔。

这些形象并不容易辨认，它们大多是在透雕基础上，结合线雕阴刻技法呈现的。

线雕，即用线条的形式雕刻出图案，分为阴刻、阳刻，阳刻是凸起的棱线，阴刻是凹陷的沟槽。

为了让参观者看清玉座屏上如游丝一样纤细的刻线，定州博物馆专门制作了解读视频，让玉座屏中一个个神话形象从玉座屏中“飞升”出来。

“这些道教题材的神话形象，在汉代壁画、画像砖上并不少见，但出现在玉器上，还是第一次。”杜会平说，这反映了当时汉代贵族对道家思想的推崇。

河北的玉器，从个体上看，不乏精品和孤品，若论最大规模的玉器考古发现，当属满城汉墓。

根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刘胜、窦绾两座大墓共出土160余件（套）玉器，其数量之多，在汉墓中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所展现出的制作水平也已经十分成熟精湛。

然而，河北并不产玉，这些精品玉器的玉料出自哪里？

为了解满城汉墓玉器玉料来源，20世纪70年代，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选取了10件玉器残片标本进行鉴定，通过分析标本的主要矿物，最终得出结论：玉料来自辽宁岫岩地区，这是汉代玉料的主要产区之一。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的巅峰时代，河北玉器，特别是西汉满城汉墓的玉器，展现出汉王朝最强盛时期的琢玉工艺，同时也成为汉代社会人文风貌的缩影。

文物不远人

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夔龙饰刻铭铜方壶。 （资料片）

历史的“透镜”

1975年春，平山县上三汲公社附近的一处高大土丘上，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战国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人员、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来成小心翼翼捧起一件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依稀看到上面刻有铭文。

“中——山——王。”刘来成读出了铭文中最易辨认的三个篆体古文字。

就在这历史的瞬间，从两年前发掘伊始就困扰考古队的问题“墓主人是谁”，终于有了答案。

这座战国墓葬，为几乎湮没于历史两千多年的神秘古国中山国的王墓。

为“中山国”正名的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夔龙饰刻铭铜方壶。

所谓“中山三器”，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件刻铭青铜礼器——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夔龙饰刻铭铜方壶、胤嗣刻铭铜圆壶，它们因刻铭文字长、历史文献价值高、器物制作精美闻名考古界。

“中山三器”共刻有篆体铭文1123字，其中大鼎铭文有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497字），中山方壶铭文450字，也是刻铭青铜器中难得的珍品。

对于史料匮乏的中山国，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

清理铜器、制作铭文拓片、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释读。1979年，历史学家、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就释读结果和中山国相关研究，发表了《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一文。

这穿越时空的1123字铭文，究竟讲述了什么？

这是2300多年前，由一场伐燕之战引发的治国思考。

公元前314年的一天，战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齐国集合10万大军趁燕国内乱对其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仅仅用了50天，齐国就占领了燕国国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杀死了燕王哙与相邦（先秦官名，即后来的相国）子之。

“这场战争，与燕、齐两国相关的史料均有记述，但在一组重要文物出土前，世人都不知道，战争还有中山国这个第三参战方。而它，也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那场战争。”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郝建文说。

大鼎的铭文，首先斥责了燕国国君哙，指出他不该受相邦子之的迷惑，禅让王位，造成燕国内乱，最后被齐国讨伐，落得国破身亡。接着，颂扬本国相邦司马赒（一说为“司马贾”）谦恭忠信，率师征燕，扩大疆土数百里，占领城池数十座的战功。最后，告诫子嗣，不要忘记吴国吞并越国，越国又覆灭吴国的教训，时刻提高警惕，维护本国安全。

方壶铭文与大鼎铭文主题相近，也是告诫嗣王要吸取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颂扬司马赒的忠信和伐燕的功绩，并阐明治国要招纳贤能、使百姓归附和巩固政权。

圆壶的铭文歌颂了先王的慈爱贤明，同时赞扬了司马赒伐燕的战果。

铭文的内容体现了儒家礼贤思想。

方壶上说：“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

“中山的统治者认为伐燕是拯民于水火，是维护‘礼义’。铭文的思想，反映出战国中期将结束时，白狄出身的中山，至少其统治阶级，已经深深地被华夏文化影响。”郝建文说。

从2000多年后回看，这些铭文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的“透镜”，通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华夏大地从诸侯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历史。

如今，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中山篆，作为中山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众多书法爱好者研究、临习与创作，已成为河北的一张文化名片。

保定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灯。 （资料片）

传世的荣光

2020年4月26日，南京博物院。

一楼展厅内，一场由南京博物院、河北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特展《兄弟·王》正在进行，游客如织。为了满足游客观展需要，原本计划在2020年3月29日结束的特展，延期到了5月下旬。

被放置在展厅中轴线上迎宾的，是来自河北的国宝文物、“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

特展之所以定名为《兄弟·王》，是因为文物全部来自汉代两位诸侯王墓葬，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墓主人刘非和刘胜，是一对亲兄弟。

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院国宝中的“明星”，它的借展行程总是非常满，几乎每年，都要“出访”全国各大博物馆。

不仅是国内，长信宫灯还是中国1973年第一批带出国门、参与“文物外交”的国宝之一，其后又在2002年被列入全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魅力？

2020年12月1日，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

“它实在太耀眼了！在众多锈迹斑斑的青铜文物中，一眼就会注意到它。”梁书台30多年前曾参与长信宫灯的修复，他至今记得见到长信宫灯时的第一印象。

1988年，由于修复能力有限，河北省博物馆（现河北博物院）将长信宫灯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修复。梁书台随同前往北京参与该项工作。

梁书台从办公室电脑中调出一张拍摄于1988年夏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上，他与长信宫灯“对坐”，用工具小心翼翼除锈。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长信宫灯锈蚀并不算太严重，这与它通体鎏金的工艺有关。”梁书台说。

通体鎏金，等于将鎏制法发挥到极致。整个宫灯有了一层金箔的保护，极大减缓了被氧化锈蚀的速度。

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这么大个儿、年代久远、通体鎏金的文物，是非常罕见的。”梁书台说。

今天我们眼中传世的国宝，很多在当年只是一件实用的器物。

当长信宫灯只是一件灯具时，它曾属于谁，又如何使用？

长信宫灯出土于满城汉墓刘胜妻子窦绾墓。

铜灯灯体上有九处铭文，共计65个字。从其中“长信尚浴”“阳信家”“长信家”等铭文，历史学者推测，长信宫灯曾在汉代几个贵族家族中流转，最后才属于刘胜家族，由刘胜妻子窦绾使用。

这样的王室专用身份，也让长信宫灯有了更高的“身价”。

除了通体鎏金、王室专用，长信宫灯在造型上应用了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釭（gāng）灯。

釭灯，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

每件釭灯的外形不同，但核心构造相同：均带有可调节灯光方向、强弱的灯罩，有导烟管，有中空的灯体可以储烟。

长信宫灯的外形是一宫女跪地持灯，宫女左手持灯挽而右臂高高举起垂下的袖管成为灯罩。宫女的右臂（发挥导烟管作用）和体内中空，灯火燃烧时产生的烟灰会沿着宫女的右袖进入宫女体内。

这位持灯的宫廷女子面容清丽，头梳锥髻，衣纹疏密有致，衣领和袖口处多件衣物层次分明，优雅端庄，动人气质。

1980年，长信宫灯赴美参加“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并成为展览名录上的“封面女郎”。“很多外国人认识中国青铜器，就是从长信宫灯开始的。”梁书台说。

长信宫灯，绝不只是一件设计精巧实用的灯具，它凝固了汉代宫廷生活的瞬间，是大汉气象的生动展现，诉说着中华文明的传世荣光。

位于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活”起来的文物

2021年7月10日，定州博物馆。

馆藏高3.1厘米、长3.9厘米、宽1.5厘米的东汉“掐丝金天禄”旁，展馆张贴了一个“河北数字博物馆”的二维码。

仔细观察，在展馆中很多重要文物旁边，都有这样一个二维码。

手机扫码进入，文物，就真的“托”在了参观者手上。

这是名为“河北数字博物馆”的网站，2019年6月上线，由河北省文物局联合河北铁道大学共同开发。

点击进入，能看到首页包括河北文物、三维文物、数字展览等栏目，进入“三维文物”，可全方位互动式观看，而且可对文物进行虚拟拆解，了解文物内部结构、纹样、铭文等详细信息。

定州博物馆的东汉“掐丝金天禄”，由掐丝工艺制成的神兽，身上堆叠的金丝、镶嵌的宝石繁复精致。

这件文物非常袖珍，为了便于观众了解文物的细节，博物馆通过数字技术建筑了它的三维立体图像。正面、侧面、背面、底部，旋转、放大，观众可以无死角欣赏把玩文物。

“河北数字博物馆”像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口袋博物馆”。目前它已经装入了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省内多家单位的300多件珍藏。

文物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让博物馆中的文物，向观众又迈进了一步。

2021年4月25日，全国文化创意产品推介展在北京开幕，展出入围终评的文创产品。

河北博物院艺术设计文创经营部主任曹雪，向记者展示了河北博物院两款入选全国百佳文化创意产品：汉代绢纹系列和山字形器包系列。

河北博物院汉代绢纹系列文创产品创意来源于汉代刺绣绢纹，产品包括桌旗、相框等客厅装饰用品和针线包、首饰包等个人用品。

山字形器包系列创意来源于战国中山国山字形器，产品将山字形图案进行创意排列，以纹饰形式设计在丝巾、领带、手绢和包袋上。

“从丰富的文物藏品中吸收灵感，再将文物藏品的特有元素转化到文创产品上。”曹雪说，这样的设计理念，正在销售端产生效果。

2021年7月1日，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讲解员肖梦将观众带到一件大门吏俑前。“这是迄今发现的北朝时期最大的门吏俑，高1.42米。门吏俑头戴平巾，上身穿朱红色高领宽袖衣，外面罩一件两裆衫，大家看这两裆衫是不是有点像吊带背心？”观众们笑笑点头。

肖梦，31岁，高校毕业后，她2020年考入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成为一名讲解员。

在肖梦的小背包内，装着为讲解准备的笔记本，观众们的提问，如果暂时不能解答，她会记下来等讲解结束后查阅补漏。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肖梦一样的年轻讲解员，在市县博物馆上岗。他们对历史文化有热情，能讲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解兼顾专业性和趣味性，无论与外来参观者还是本地游客沟通，都更加专业、热情又充满自信。

北朝考古博物馆2020年9月在邯郸磁县开馆，是中国唯一一座集中讲述北朝历史文化的考古博物馆。

这样建在县城的博物馆，在河北省内已经不止一座。

蔚县蔚州博物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临漳县佛造像博物馆、磁县磁州窑博物馆、临城县邢窑博物馆……

“博物馆建在县城，让很多居住在县城、乡村的游客有了更多走进博物馆，感受家乡文化的机会，也给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高学历的年轻人提供了留在家乡工作的机会。”李江说。

这些年轻的讲解员，是文物和公众之间最好的桥梁。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