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河北古建中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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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代诗人杜牧一首《铜雀台怀古》，使得位于临漳县境内的铜雀台至今余韵留香。

“台，观四方而高者。”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早期的台，是一种高而平的夯土建筑，一般筑成方形。

河北台式建筑众多。西周邢侯建国后在邢城外（今邢台市一带）筑邢侯台，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在邯郸筑丛台、燕国燕昭王筑黄金台，三国时期曹操在邺城筑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

古建筑中的台是什么样的？古代为何要筑台？通过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让我们领略古建筑“台”的恢宏气势和它所承载的历史故事。

邯郸丛台公园。 河北日报资料片

王权威严的象征

在邯郸丛台公园，不入园，抬头便望见园中核心主体建筑、高28米的青砖高台——武灵丛台耸立园中。

丛台分三层，方圆约1100平方米，始建于战国时期，是邯郸的地标建筑，更是赵都邯郸的见证和象征。

尽管如今的“武灵丛台”在历史上几经修复重建，外观已不复战国原貌，但考古发现表明，这座高耸屹立的古台，依然保留着战国时期的夯土内里。

1963年夏，邯郸遭遇一场特大暴雨，丛台东南部倒塌。文物部门在随后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丛台夯土结构与战国都城赵王城城墙结构完全相同，并发现大量战国时期的陶片等遗物。

这说明丛台夯筑结构的下部中心是战国时期所筑，丛台确实为战国时代建筑无疑。

古籍文献也佐证了丛台始建于战国的考古判断。

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记载：“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三国时期东吴的薛综在《二京解》“赵建丛台于后”注释中说，“赵武灵王起丛台。”宋《元丰九域志》磁州古迹也明确提出，“丛台，赵武灵王所筑。”

就像现代建筑不断刷新世界第一高度一样，战国时期“竞相高以奢丽”的建筑载体是“台”。那么，两千多年前赵武灵王修筑的丛台，究竟有多高？

北宋著名词人贺铸在其《庆湖遗老诗集》的《丛台歌》序中指出：“按《邯郸县谱》，丛台赵武灵王筑，起地三百尺，今故址犹十仭，在县中东北隅。”

按战国时期一尺约合23厘米，丛台“起地三百尺”，有六七十米。如果这一记载准确，丛台可谓战国时期的“摩天建筑”了。

而且，史籍中还有“连聚非一，故名丛台”“上有雪洞、天桥诸景”的记载，可见当时的丛台可能不是一座孤台，而是一处由多座相互连接的高台建筑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丛台周围发现几处夯土台遗址，推测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丛台遗址。

东汉末年，随着古都邯郸的衰微，在河北崛起了第二座中心城市——邺城（今邯郸临漳一带）。自曹魏到隋朝四百余年间，邺城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

而当时邺城的标志性建筑，便是魏武帝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建安十八年（210年-213年）修建的邺城三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

在今天的邯郸临漳县三台村，辟有邺城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因为漳河的泛滥，邺城遗址遭受破坏，如今地面上的遗存几乎荡然无存。

遗址公园的三台模型展馆中，再现了邺城三台昔日恢宏的建筑格局。

三座高台以邺北城的西城墙为基，南北直线纵列，铜雀台居中，其北为冰井台，南为金虎台。三台中间相隔六十多步，之间有浮桥式阁道相连，两桥一宽一窄，称为大桥和小桥。

二桥“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唐代诗人杜牧借二桥的谐音，写出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著名诗句。

据左思《魏都赋》记载，“铜雀台基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间；金虎台基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冰井台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竖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粮仓和盐窖，以备不虞。有冰三室，与凉殿均有阁道相通。”

汉代一丈大约2.4米，三台中最高的铜雀台，不算台上建筑，仅台基就24米。

中国古代的高台建筑肇始于商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成熟。

高而平，一般为方形，夯土建筑，这是我国战汉时期高台建筑的典型特征。这些巍峨耸立的高台建筑，在当时是国家强盛、王权威严的象征。

邯郸临漳邺城铜雀三台遗址公园的金凤台遗址。 河北日报资料片

文化活动的“舞台”

如此高大雄伟的高台建筑，究竟发挥什么作用？

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遗址，这些高台建筑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和贵族饮宴作赋、赏赐仪式、祭祀等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邺城三台建成之初，曹操就曾率领曹丕、曹植等诸子登楼，使各为赋。

曹植著名的《铜雀台赋》中这样描述了三台的巍峨壮观：“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关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曹丕《登台赋并序》谓：“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从“建高门之嵯峨兮”“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等描写中，我们能想见三台的雄姿。同时，曹丕的《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铜雀园诗》中“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曹植的《公宴诗》中“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刘桢的《西园公宴》中“永日有游戏，欢乐尤未央”等诗句，又为我们再现了邺城三台夜以继日宴飨宾客，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的盛况。

东汉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悯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间，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很多后世研究者认为，铜雀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甚至将铜雀台定位建安文学的发祥地。

而当这一派文化繁荣、歌舞升平的景象远去，后世的文人也在诗中留下了怀念、伤感和叹息。

宋代的邯郸城，在经历了宋金战争的兵燹后，经济萧条、人口流迁、田园荒芜，此时的丛台已经荒草萋萋，一片颓败。宋代文人曾觌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出使金国时路过邯郸，在其《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写道：“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

在高台之上，还曾举行过如今已经消失的赐冰仪式。

这就要说到邺城三台之一的冰井台。

左思《魏都赋》记载：“邺城冰井台基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竖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煤炭，又有粮仓和盐窖，以备不虞。有冰三室，与凉殿均有阁道相通。”

据记载，后赵时三台华丽之极，甚于曹魏，皇家在冰井台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赐大臣。

除了饮酒赋诗、赐冰等活动，高台还在一段时期承担了宗教祭祀的功能。

曹操病逝洛阳后，立遗嘱，“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台上施六尺床，下施帏帐，朝脯上酒脯米长备之属，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自此，三台又成为一个祭祀场所，可以想见，祭祀仪式在如此雄伟的高台上举行，隆重而威严。

到了北朝时期，佛教大盛，境内寺塔林立，僧尼总数超过二百万人。《历代三宝记》记载“（高洋）受东魏禅称齐，仍即都邺……沙门二百余万，寺塔出三十千。”《法苑珠林》亦载：“天统二年三月，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圣寺。五年春正月辛亥，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由此可知，北齐后期邺城三台已划入寺庙，用以供奉佛祖。

邯郸临漳邺城铜雀三台遗址公园。河北日报资料片

军事功能的要点

在战汉时期，修建高台是耗资巨大的重大工程。高台所承担的功能使命也就不仅仅是文化祭祀等活动这么简单，高台所发挥的军事功能至关重要。

例如丛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邯郸城的制高点，发挥着监敌瞭望等军事功能。

秦统一六国后，战国赵王城遭到了秦国的平毁，故在西汉赵国封立后，将战国赵王的园囿作为了王宫。所以，这时的丛台变成了赵王宫的一座重要建筑。

据《汉书·邹阳传》记载，“夫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者一旦成市。”意思是说，在汉初赵国最盛之时，身穿盛装的武士云集于丛台之下。

这说明在西汉早期，丛台经常举行诸如武士云集的各种政治军事活动，这里是赵国的一处政治军事活动中心。

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丛台还曾“置酒高会”，摆设“鸿门宴”，成为军事行动的策划地。

王郎于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在邯郸称帝。次年春，刘秀奉命率军攻破邯郸，斩杀了王郎。这次攻邯是刘秀与谢躬的联合行动，两军又“分城而处”，相互戒备。于是，刘秀“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马）武登丛台。”刘秀于丛台摆设“鸿门宴”，意在谋害谢躬，因意外而未能得逞，但刘秀又利用这个机会拉拢了马武。

由此，“置酒高会”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

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发挥军事功能，丛台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建。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备副使杨彝因见丛台“距城不寻丈，其势峨然出城表”，便把丛台与邯郸的城墙连接起来，还在最高处增建了“据胜亭”，意为防御据此者胜。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邯郸知县董威又借修城之机，扩建连接丛台与城墙的这段甬道，使“其阔遂与台相等”。

同样，邺城三台东侧为武库、马场，北侧冰井台内囤积粮食、食盐和煤炭等军备物资，因此也在军事、政治上有重大作用，表现在瞭望监视，威慑防卫等。

郦道元的《水经注·浊漳水》中就曾记载，曹操站在铜雀台上，及时望见了前来通报严才造反之事的王修。

“建安二十三年，严才造反，与其徒属攻掖门，奉常王修闻变，赶不及车马到来，将属官步行至宫门。太祖在铜雀台望之曰，此来必王叔治也。相国钟繇对王修说：‘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卿何来也？’王修答：‘食其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时人以为美谈。”

北齐时期，三台还曾是处死囚犯、枭首示众的场所。

令狐德棻的《周书·尉迟迥传》记载，文宣帝高洋登金凤台，召太子手刃囚犯，太子胆小战栗，被文宣痛殴至迟钝。又在三台大光殿，以锯锯都督穆嵩，遂至于死。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疑怯犹豫者，或致损跌。也以近似方式诛杀元魏宗室，让他们从台上乘纸鸢或用席作翅膀飞向台下，不死的免其罪，从台上摔死的达百余人。

在高台之上处罚敌人和囚犯，使其从高处落下，即使身在远处的民众也能望见。以这样残酷的方式行刑，示众效应更为明显，加剧了对民众的震慑。

台这一建筑形式，从前国家时期的图腾柱、男权信仰、山陵崇拜等中演变而来，在战汉时期走向兴盛，在唐代之后，又向宗庙、陵墓、城墙、望楼等与台有近似政治、军事和文化功能的建筑演化而去，最终消失在历史之中。（郭济桥、郝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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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若渴的“黄金台”佳话

在河北，家喻户晓的高台建筑除了丛台和邺城三台，还有战国时期成就了燕昭王求贤若渴英名的“黄金台”。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312年，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郭隗的建议，拜郭隗为师，听郭隗讲“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为其修筑了一座黄金台，经常来此受业，在黄金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不久，乐毅从魏国动身，邹衍从齐国出发，剧辛从赵国启程，各国的贤才纷纷奔向燕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战国燕昭王为郭隗筑宫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献记载中并未出现和使用“黄金台”的名称，而是经历了由“筑宫”到“筑台”，再到“黄金台”的演变过程。因此，明人曾指出：“黄金台名，后人拟名也；其地，后人拟地也。”

可见，“黄金台”称谓的出现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

“黄金台”之名首次出现于南朝，在鲍照《代放歌行》中：“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

诗仙李白曾想象“黄金台”的盛况：“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写道：“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元代《南城咏古》诗十六首：“落日燕城下，高台草树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

除了诗词文学外，史籍中也有零星记载，《战国策·赵策》和《史记》分别记载：“(燕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改筑宫而师之”。

但这座广为传颂的“黄金台”究竟在哪里？

根据史籍记载，黄金台选址于燕下都的宫殿区内。但由于年代久远，黄金台宫殿的原貌在北魏时便已不复，郦道元也仅能凭借其基构寻访记述。北魏以后，黄金台又经历代损毁，至明人钟芳再次探访时，已是“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因此，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已无地上踪迹，早已被淹没在了地表之下。

再加上历史上燕国曾多次迁都，并曾一度实行多都制。黄金台选址于燕国的哪座都城，在考古界至今存在争议。目前，有保定定兴陈村的“金台陈村”，燕下都内的“张公台”，武阳城被称为“大金台”，满城东10公里处的“金台”，燕上都蓟（今北京一带）等多种说法。

尽管如此，黄金台代表着燕昭王重视人才的施政策略和励精图治的远大胸怀，其文化内涵与精神象征历代流传，并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成为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对于“黄金台”原址的推测、考察乃至于争论，也都是源自对黄金台文化的热爱和推崇。

尽管距今两千余年，“黄金台”早已被深埋于地下，但其精神与文化却成为永恒。（文/河北日报记者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