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镜头｜回望“冀中一日”

编者按 冀中平原，河流纵横，千里平川。抗战时期，这里广袤的田野变成抗敌的阵地，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激发革命斗志，增强革命信念。其中，“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堪称大众文学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不仅生动反映了冀中军民英勇战斗的事迹，更是抗战革命的历史见证。

1941年，为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冀中区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号召冀中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拿起笔杆子记录5月27日这一天里发生的抗日故事。随后，冀中百姓、战士、干部热烈响应，就连不少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积极参与，各地甚至出现用麻袋装好后用马车拉着送稿件的壮观景象。作为《冀中一日》的主要编辑，孙犁深深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高涨的参与热情。在完成《冀中一日》编辑工作后，他创作了一本指导基层作者如何写作的书，名为《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1956年，这部作品改名为《文艺学习》。

无疑，冀中工作对孙犁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一直视冀中为精神家园，他的成名作《荷花淀》《芦花荡》等描写的也都是冀中的风土人情。今年7月11日，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本报邀请作家侯军撰写纪念文章，回忆孙犁参与《冀中一日》编纂工作的经历，深入挖掘孙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与其参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之间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再现抗战时期大众文学运动记录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

侯军（右）与孙犁（左）、孙犁女儿孙晓玲（中）合影

一

“去年九、十月间，我住在冀中二分区文建会，等候过平汉路……路却没得过成。后来，王隽闻同志（即王林）约我帮忙编《冀中一日》。”这段自述，出自孙犁先生为《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油印本写的后记，时间是1942年1月12日，地点是在冀中南郝村。这是我所能查到的孙犁先生自述参加《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最早记录。

可见，孙犁先生参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完全是因故滞留冀中，却被“截留”请去帮忙的。这一点，在后来王林的《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中讲得更清楚：“孙犁同志当时已经调到晋察冀边区文协工作，冀中虽然是他的故乡，在建制上算是‘志愿军’。这个志愿军比地方军做的工作更多更好。”

何为“冀中一日”？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冀中区举办的一次大型的民众参与的征文活动。这种征文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坛颇为时兴的文化活动类型——此前，高尔基曾发起组织了“世界一日”，茅盾曾发起组织了“中国一日”。于是，冀中区也发起了“冀中一日”。“冀中一日”的时间节点定为194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是策划者特意挑选的“寻常时点”，为的是不带任何纪念指向和特殊意义，忠实记录普通人的普通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民战斗生活的一个真实横断面。

当时，边区的领导者要求动员全区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全都拿起笔来，记录这一天亲历亲闻的实况。如果说，“世界一日”和“中国一日”的参与者，主要还是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人士，那么“冀中一日”的参与者则更多的是基层干部及普通民众。作家远千里在《关于“冀中一日”》文中如是记述：“当时也是采取的能动笔的动笔，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的办法。很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参加了这一群众性写作运动。于是各地送往‘冀中一日’总编室的稿件，要用麻袋装，用大车拉。这一下子可真不得了，打起游击来，还得保护这些稿件。当然人们也抱定了宁使自己流血，决不能使稿子受到损失的决心……”

如今，在和平时期的写作者，实在想象不出当年《冀中一日》的作者和编者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状态下，写出了这些真实的记录。

二

按照事先对征文稿件的编辑纲要，《冀中一日》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名为《罪与仇》（敌占区、近敌区情形），第二辑名为《铁的子弟兵》（三纵队及地区游击队作战、生活情形），第三辑名为《独立、自由、幸福》（政权建设），第四辑名为《战斗的人民》（群众参战、进步生活情形）。”孙犁先生说：“《冀中一日》工作布置时，笔者未知其详。”这也验证了他这个“志愿军”是在中途参与进来的。据当年的参与者李英儒回忆：“编委依据稿件性质分成四辑，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同志负责，第四辑由我看稿。编完稿件付印时，由负责各辑的编委书写了封面。”

那么，孙犁先生对当时参与“冀中一日”前后的情形是如何记述的呢？在《文艺学习·前记》中，他写道——

当时我在山地工作，这年秋季回到冀中，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由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动员人们作文章，那个区干部并且举出我的一篇小文章，念给大家听。因此，我的母亲对那一次大会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在冀中人民的生活里，充满新生新鲜的热情，人民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这种战斗的新生的气质，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冀中区组织了《冀中一日》编纂委员会，王林同志是主任，他留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秋天开始，我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了一个伙食单位，调来一批刻写人员，工作起来。

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一带村庄距离周围敌人据点，都不过十五六里路，虽然党政军的主脑机关也都住在附近，但随时都处在反“扫荡”的状态里。我们唯一的负担就是这些稿件。

我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后来就编成了四辑……

这是冀中全体人民给自己的战斗和成果写下的第一次记录，是人民新生后集体的写照。

《冀中一日》编好以后，初版印出单行本四辑。全辑文章共233篇（一辑28篇，二辑40篇，三辑51篇，四辑114篇），全辑共35万余字。初版只油印了200部，本意是先送给各有关单位审核修改，将来再出铅印本。谁知，刚刚送交出去，还没来得及回收审订修改的意见，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日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让抗日根据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墨香尚未散去的《冀中一日》油印本也几乎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曾经大费周折，连续登报寻稿，先是征集到前两辑，于1959年1月出版，作为《冀中一日》（上册）；此后又花费数年时间，遍寻河北各地当事人，最后才在一位名叫周岐的“钢板战士”那里，找到一部完整无损的全本，1963年2月才将《冀中一日》（下册）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和岁月磨砺、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才算重获新生。

倘若以初版油印200部来计算，这二百分之一的保存概率，着实彰显出这部凝结着冀中军民鲜血和心智的著作的无比珍贵性——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和编者中，已经“有很多同志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

三

好几位参与策划编辑《冀中一日》的当事者，都一再提到“钢板战士”，对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赞不绝口。李英儒写道：“提到付印，立即想到刻写印刷的同志，他们是工作越多越紧张就越感到高兴，几杆铁笔齐挥，铁画银钩，一泻千里。侧耳听去，既像机器作响，又如丝竹吟讴。付印时刻到了，油滚子在他们手中翩翩跳舞，带着香气的印刷品像长着翅膀的鸽子从魔术家的宝囊里蝉联飞出来。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冀中一日》不能那么快速地制成成品。”

孙犁在谈到自己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时也赞扬当时负责刻写印刷的“钢板战士”：“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个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

这些大作家都不惜以诗一样的语言来赞誉这些刻印该书的“钢板战士”，足见在当年艰苦的战争年代，刻制印刷对于书籍的编纂和传播是何等重要。

油印时代，似乎距离今天已十分遥远，对于现今整日里沉浸在电子键盘和手机屏幕上写字阅读的年轻人来说，油印的话题好像是方外奇谈一般。其实，那个年代并未走远。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油印还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在中学时也刻过蜡板，出过油印小报，还编过油印本诗集。因此，当我读到孙犁及其同事们有关油印的文字，尤其是读到他们对“钢板战士”的由衷赞美，我的内心是有共鸣的。因为，我那时刻的蜡纸，印到百来张就已经开裂了，纸面上已是墨迹斑斑。孙犁先生说他们的一张蜡纸能印一千张，依旧清晰整洁，实在是令人佩服的。因此，孙犁先生多次在文章中赞誉他们，说：“我感激他们，没有这些同志，我的工作不会成为工作！”

后人在便捷地阅读这些文字时，很容易忽略当年的刻印环节。只有当事者才会对“钢板战士”们念念不忘。重读《冀中一日》，我们又仿佛在字里行间听到了“如丝竹吟讴”的刻字声。

四

《冀中一日》编完后，孙犁利用编辑过程中积累的鲜活素材和切身体会，写成了一本专供区村和连队文学爱好者学习写作的课本，即后来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文艺学习》。

关于这本小书的情况，孙犁先生有一段回忆写得很真切：“《冀中一日》在年底大致编成，不用的稿子就要坚壁，还有一些伙食，还有一些土造的纸张，还有这批‘钢板战士’。王林同志又叫我根据看稿的心得，写一本文学入门之类的书，供给投稿同志们学习参考，作为‘冀中一日’伟大运动的副产。”

依照现有的时间记载，从1941年年底《冀中一日》告竣到孙犁翌年1月12日写出本书的后记，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孙犁竟然把一本11万字的书写出来了。这不禁令人惊叹他的写作速度和质量水平。

孙犁确实有这个本事：他善于积累和利用现有的材料，善于理性思考和深入浅出地讲清道理，善于编写针对不同人群的学习课本。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曾经认真研读过他在此前两年在晋察冀通讯社，针对基层通讯员所写的那本新闻写作教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这两册小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与孙犁一直钻研文艺理论和写作评论文章有着直接关系。事实上，他在开始文学创作之前，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文艺评论上，因此，他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逻辑思维的训练，这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把新鲜资料梳理分类，并条分缕析地讲解清楚。

这本《文艺学习》的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孙犁所运用的素材和例证，均出自《冀中一日》的写作实践中，尤其难得的是，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落选”的文字，也在这本书中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得以部分的保存。孙犁对这些未能入选的稿件，同样予以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五一大扫荡”之后，这些出自民众之手的文字，尽管有些瑕疵，但同样弥足珍贵——孙犁写道：“书中所引的一些断片文字，包括当时的一些未用稿，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抗战时期冀中人民所进行的战斗和经历的苦难方面，现在看来不是更值得珍贵了吗？其中所表现的火花一样的激情，不是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烁，并能扩而大之，对我的思想感情起着鼓舞砥砺的作用吗？”

在孙犁看来，这本书不是创作方法。“这本小书只是记下了我经历了冀中区那一时期的生活和编辑了反映这种生活的《冀中一日》以后，我对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人民——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的一时的认识罢了。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冀中人民生活进展的赞歌，它保存我那一时期的激情。现在看来，我在其间叙述的冀中现实和引录的一些短稿，都保留着这种热烈新鲜的气息。我珍贵它，经过那样残酷的战斗，有人在地下埋藏了它，一直埋藏了五年，使它能在今天看见胜利，重新印刷，我就更珍贵它了。”

这段话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是孙犁对过往艰辛的战斗生活的回望，也是他作为原作者收捡残存的昔年文稿的心语。

五

2022年是“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开展八十一年。当年的参与者今已日渐凋零，孙犁先生也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我们今天追怀这次曾经在冀中大地上万民众参与、轰轰烈烈的文学写作运动，重读这些已经泛黄的书页，梳理这些散落在时间深处的断简残篇，时常感到一种时空的错位，好像我们也重返当年的风云世事中。

有一个时间节点，引起我的格外关注，那就是：这部出自万千民众之手的文学作品，编成于1941年底。而此时刚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半年之前。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为新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点亮一盏前行明灯。那么，在冀中区兴起的万民参与的文学实践，可不可以看作是应时应运而生的一次先期实验呢？

孙犁以“志愿军”的身份投身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来得虽然较迟，却离开最晚，不仅承担了整个编辑部的收官扫尾工作，而且以一部书稿对整个文学创作运动，做出了出色的总结。他对这些来稿的研究整理，他对来稿中暴露出的各种缺陷和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不光对参加征文的写作者有着最实际的帮助，而且为后来的众多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入门的路径。他留下的这本《文艺学习》之所以在各个根据地一再翻印，新中国成立后又一再推出新版本，足以说明他的研究和分析、评点和解答，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和切合实际的指导作用。我以为，说它是一部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作，亦不为过。

我个人是在练笔写作之初，就受惠于孙犁先生的这本小书。在进入天津日报社，与孙犁先生成为同事后，有了亲聆孙老教诲的良机，使我更加深了对他的文学观念的理解。为人民写作，特别是为农民写作，可以说是贯穿于孙犁创作生涯的一条红线，而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与其早年直接参与“冀中一日”的文学运动，也有着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

八十一年，岁月尘封，人事代谢。冀中大地，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在这片曾经被血与火洗礼的热土上，曾经充满战斗激情，曾经诞生激扬的文字，曾经留下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我的少年时期，曾读过那么多精彩的抗日小说，《风云初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我们曾看过那么多难忘的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不都是出自燕赵大地吗？写的不都是晋察冀边区的抗战题材吗？这么多精彩的文学作品集中涌现绝非偶然，或许与八十一年前的那次全民参与的文学启蒙运动息息相关，或许这些日后的名作家、名编剧、名导演，都是在“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中种下最初的文学籽种，并由此萌芽和成长，逐步长成栋梁之材的——或许，这只是我一个外行人兼外地人的主观臆想，但这个臆想并非空穴来风，是否值得文学史家们再做一番深入研究呢？（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