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行唐上碑镇：西柏坡之前的中央工委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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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央工委和全国土地会议，人们首先会想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距离西柏坡不远的行唐县一个名为上碑的小镇，也曾有幸默默见证了这些历史性事件的进程。

在这里，中央工委曾有不足一个月的短暂驻留，虽然时间不长，但中央工委除了派人沿滹沱河为中央工委选址西柏坡外，还在这里完成了全国土地会议、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这是一段曾经湮没的历史，当我们慢慢拂去历史尘埃，从大量的史料中仔细寻找，行唐上碑镇这段红色历史便逐渐清晰起来。

全国土地会议在上碑镇完成准备工作。这是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 阎丽供图

见证中央工委选址西柏坡

“上碑受命选址行，仙乡福地走西东。滹沱河岸访村镇，发现柏坡好环境……”

这是朱德总司令的卫士长齐明臣所作的一首诗《选址西柏坡》，诗中记述了中央工委选址西柏坡的前后经过。

如今，对于中央工委选址西柏坡的故事，很多人都已熟知，但提到此次选址之行的出发点——行唐上碑镇，很多人不免感到陌生。

1947年春，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受到严重威胁。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3月29日至30日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将中央机构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合适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枣林沟分工是非常时期中央的非常之举。

之后，中央工委东渡黄河，4月26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驻地阜平县城南庄。5月3日晚到达平山封城村，见到了正在这里指挥正太战役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5月4日，召开会议。此时，正太战役已接近尾声。

关于刘少奇、朱德到达封城村与聂荣臻见面，在《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中均有记载。但离开封城村后中央工委的去向却在两本年谱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刘少奇年谱》中说：“随后中共中央工作机关设在平山西柏坡村。”但“随后”所指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朱德年谱》直到6月10日都没有提到具体地点。

历史记载在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白。

实际上，这段时间中央工委到了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临时驻地——行唐上碑镇。

上碑镇位于行唐县城西北9公里处，这里的群众基础较为坚实，群众觉悟也比较高。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发生过上碑惨案和上碑伏击战。

1946年5月，晋察冀边区的冀晋区第三、四专区合并为第三专区，党政军机构驻上碑镇，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上碑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不久，八路军收复了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移驻张家口。全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秋，国民党傅作义和孙连仲部进攻张家口，敌强我弱，形势严峻，聂荣臻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主动撤离张家口，返回阜平城南庄。由于司令部人员增加，加上离开城南庄一年多，原司令部驻地需要扩建和修缮，因此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临时驻地。几经选择，大约在1946年11月，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驻上碑镇，直到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才返回城南庄。

1947年5月上旬，中央工委从封城村到达上碑镇，上碑镇便成为中央工委的临时驻地。6月3日，朱德离开上碑镇去冀中。随后，刘少奇也离开上碑镇返回阜平休养身体。

虽然中央工委驻留此地的时间不长，但其间，中央工委根据聂荣臻司令员的建议，派朱德的卫士长齐明臣、机要秘书潘开文和聂荣臻的副官处长余光文，沿着滹沱河为中央工委选址，并最终选中西柏坡。从此，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西柏坡便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央工委在上碑镇完成了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方案，为后来赢得一系列战役胜利、扭转战局打下了基础。图为晋察冀野战军在青沧战役中，向沧县西关发起冲击。 阎丽供图

解决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问题在这里完成

除见证中央工委选址西柏坡，上碑镇还见证了中央工委领导解决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问题。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部队与国民党傅作义部的较量处于比较被动状态，8月，大同、集宁战役失败后又被迫放弃承德，10月又撤离张家口，许多县城也相继丢失。这些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信心，也让中央很焦急。因为晋察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陕甘宁、东北、中原、华东根据地的枢纽，不能有失。于是，中央于1947年4月让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晋察冀指导工作，首先便是“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

中央工委到达城南庄后，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对晋察冀的军事工作有了大概了解。5月4日，在封城村见到聂荣臻后确定回到上碑镇迅速召开会议，研究总结军事工作。

5月上旬，在上碑镇召开的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朱德提出，要适应正规战需要，建立后勤部，建立统一的补训兵团，统一军工生产，搞好兵站运输和财政金融工作。

其中，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晋察冀补训兵团值得一提。该补训兵团主要负责补充新兵和训练、改造俘虏，为前线部队补充兵员。1948年3月成立的晋察冀补训兵团共举办了3期集训，并于当年5月改为华北补训兵团。补训兵团先后训练新战士83623名，训练解放战士和初级军官61947名，向西北、中原、华南、华北各战略区输送优秀兵员116459名。

5月中旬，在刘少奇、朱德领导下，晋察冀军区先后在上碑镇召开了纵队、旅、团级干部军事会议，总结前一段晋察冀作战的经验教训，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其间，朱德经过和广大指战员进行广泛谈话，逐渐摸清了晋察冀军事问题的症结所在，逐步形成解决的初步方案，即重建野战军领导机构，调整后勤机构适应野战部队作战。

此前，晋察冀军区曾两次成立过野战军领导机构，但很快又撤销归军区统一指挥，有作战任务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各纵队联合作战。临时联合导致协调不畅，效率低下，很难适应打大仗的需要。为此，朱德决定重组野战军，并将野战军的指挥权从军区剥离出来，建立新的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

经过慎重考虑，朱德与聂荣臻等谈话后，决定成立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耿飚为参谋长的野战军指挥机构。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炮兵旅。

野战军指挥机构的班子组成，是朱德和刘少奇经过反复权衡决定的，一是他们四人有较强的能力，二是因为在红军及长征时期四人就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野战军各纵队司令员的配备上，朱德和刘少奇也费了一番心思，经过考量，决定原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任二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接任四纵队司令员，原由杨成武担任司令员的三纵队由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接任。

在组建野战军的同时，朱德、刘少奇又调整了后勤机构，将原各纵队的后勤职能归属军区，建立军区后勤司令部，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后勤部长，军区副政委黄敬兼任政委，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这使得野战军摆脱繁杂的后方勤务工作，割去了“大尾巴”，更机动灵活。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后勤人员，补充了作战人员，使“头重脚轻”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后勤统一起来，便于后勤工作专业化，也便于后勤力量在全军区范围内统筹使用，提高了后勤工作的保障效率。

5月31日，朱德和刘少奇联名给中央发去《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6月2日，中央复电同意。

至此，中央工委在上碑镇完成了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方案，为后来赢得一系列战役胜利、扭转战局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上碑镇期间，中央工委还对部队进行了思想作风整训，树立了打大歼灭战的思想，朱德和聂荣臻等还谋划组织进行青沧战役。

中央工委离开上碑镇后，在朱德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主动寻歼敌人，先后进行了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彻底改变了晋察冀军事被动局面。

全国土地会议在上碑镇完成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为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所作的题词。 阎丽供图

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完成准备工作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将在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没收地主土地不彻底，富农土地没有涉及，分配土地不够公平等。为了调整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定于1947年5月4日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但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土地会议只能延期易地召开。

枣林沟会议之后，中央工委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办全国土地会议。在前往晋察冀的路上，中央工委一路走一路调研土地问题。他们发现在土改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纠正，否则就会影响解放战争进程。

到达晋察冀后，刘少奇与朱德相互配合，各有侧重，朱德主要负责解决军事问题，刘少奇则侧重解决土改问题和筹备全国土地会议。

5月3日，中央工委在阜平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把晋察冀作为试点进行土改复查。到上碑镇后，中央工委着手部署“五月复查”工作。中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上碑镇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参加指导了会议，对土改复查工作进行再动员。下旬，中央工委从中组部、中央青委、新华社等部门抽调30余人组成两个工作团分赴平山封城村和建屏县（1940年8月为纪念晋察冀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而设立，含当时平山、井陉、获鹿各一部分）的南庄、北庄、夹峪村指导土改工作。刘少奇、朱德亲赴封城村和夹峪村调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调研中，他们发现“五月复查”中出现了诸如清算地主、哄抢浮财、侵犯中农利益等严重的“左”的错误，于是立即纠正这种过火行为，指令各县停止复查，同时电告中央。

6月1日，中央工委在上碑镇召开晋察冀全边区土改“纠偏”紧急会议，分赴冀中等地的土改工作组还未到达目的地就中途返回参加会议。会上，刘少奇、朱德分析了复查形势，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要求立即纠正。

会后，各地纠正了土改中的错误，采取“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既解决了贫农土地问题，也团结了广大中农，使土改步入正常轨道。

在组织土改复查的同时，中央工委还积极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5月24日，刘少奇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提出，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四）在建立与保持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经验如何。（五）在土地改革中农会及贫农小组的作用如何。建立乡村农民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区县边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系统来进行改革，是否更便利于运动的开展及群众的学习。（六）土地及其他斗争果实的分配原则应如何规定。（七）在改革完成后转入生产运动的经验。（八）在农民对地主胜利业已巩固的地区，是否即需对地主采取某种拉的政策，以便缓和乡村中的紧张情况。（九）在改革中对党政各级机构的检查结果如何，以及如何改造党政各级机构。

这九个问题都是土改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可见，此时刘少奇正积极思考这些问题，为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做思想和理论准备。

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派一名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也要出席代表一人。

通知的发出，标志着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就这样，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全国土地会议、晋察冀军事整顿和改革在上碑镇完成准备工作。

不久，历史的接力棒便交给了西柏坡，一场威武雄壮、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剧即将拉开帷幕。（魏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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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碑惨案和上碑伏击战

上碑镇建镇至今已有近500年历史。上碑镇有当地著名的大集市，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活跃、文化深厚，是行唐县中部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中心。此外，该镇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群众觉悟，是上碑镇被晋察冀军区和中央工委“选中”的关键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发生过上碑惨案和上碑伏击战。

1937年10月，行唐县被日军占领。当时，行唐旧军官出身的李树林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1938年2月12日，他带领队伍从上碑镇出发攻打行唐县城，但攻城失败，日军开始对上碑镇人民进行疯狂报复。

2月13日，300余日军乘坐汽车从县城出发直奔上碑镇。在接近上碑镇时，怕村里藏有抗日武装，遂炮轰村庄一个小时，随后冲进村里开始大肆烧杀淫掠。凶残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一时间，村里火光冲天，哭喊声一片。日军从下午3时一直烧杀到日落西山才收兵回城。

经统计，在日军制造的这次惨案中，上碑镇男女老少共有51人被杀害、14人重伤，被烧毁房屋234间。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勿忘国耻、纪念死难同胞，上碑镇人民修建了惨案纪念碑，真实记录下这段悲惨屈辱的历史。

上碑伏击战发生在1944年7月12日。当时驻守行唐的日军准备7月12日给位于南城寨据点的日军运送给养，并于当日返回。

当晋察冀八路军三十团得到可靠消息后，和地方武装行唐支队提前在11日晚埋伏在上碑镇东南路两边的高粱地、树林坟地和谷子地里，待机消灭敌人。

12日下午，返回行唐县城的日伪军进入了我军的埋伏圈。八路军和行唐支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慌作一团，到处乱窜。趁着敌人混乱，八路军战士端着刺刀、抡着大刀，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日伪军100余人，俘虏50余人，缴获机枪4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100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取得了上碑伏击战的胜利。

1946年5月，晋察冀边区的冀晋区第三、四专区合并为第三专区，党政军机构驻上碑镇。大约在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上碑镇成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临时驻地。1947年5月上旬，中央工委到达上碑镇，上碑镇便成为中央工委的临时驻地。这些光荣的历史充分反映出上碑镇地理位置之重要，革命基础之坚实。（文/魏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