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需从校园开始培养，“杀马特”变不成“金蓝领”
“打工”，是章晓光说到工作与职业时的习惯用语。
在他的自我介绍中，常年在北京从事电力维修的父亲是“打工”；中职幼师专业毕业后在县城一所幼儿园当老师的姐姐，还是“打工”；对于自己，他计划毕业后到黑龙江一个亲戚家开的汽修厂“打工”。
虽然说出“打工”一词透着不情愿，虽然在章晓光班级教室的外墙上，就挂着出色完成“神舟”飞船等航天型号产品的高难度、高精度加工任务的“精准操作手”唐建平等“中国高技能人才楷模”的照片，可在章晓光的心目中，“工作”“职业”等听起来更“高大上”的词语与自己“离得很远”。
“虽然众多业内知名的‘金蓝领’出身中职，可像章晓光这样以‘打工’定位的中职生大有人在。”章晓光的语文老师分析认为，“打工”和“工作”一词之差，但不同的表述，传达着不同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而中职学校生源较差，学生文化基础和接受能力普遍偏低，是造成“打工”心态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生源，往往只能在中考落榜生中解决。”在章晓光就读的这所第三批入围国家示范校的中职学校里，章晓光的班主任曾针对2014年新生做过一次非正式的统计，全年级中考成绩在400分以上的学生不到10%，中学阶段因厌学、违纪等原因被开除、劝退、辍学而进入中职的学生占春季招生的30%—40%。
因为中考时曾考入过老家的县重点高中，章晓光的入学成绩在同学中可谓“名列前茅”，备受技校老师们的瞩目和关照，但普高阶段两次因为打架被高中劝退的“劣迹”，成为在章晓光自己心目中抹不去的污点。
“在现有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目前上中职的学生，整体来说情商和智商都不是很高，成长中受到的也多是否定、批评等负面评价，内心自卑，自我认知和把握能力普遍偏差。”在省内属第一阵营的某中职学校长期担任团委书记的郑老师坦言，现实生活中，很多中职生是抱着“无奈”的心态走进中职校园的，在长期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逐渐自我矮化，无法走出“打工”局限。
为了得到关注和认可，这些处于叛逆期的学生很喜欢通过吸引眼球的方式来体现存在，或是自我放逐。“各种浓妆艳抹、奇装异服、花里胡哨的‘杀马特’（英文‘时髦’一词的特殊音译，多含贬义）玩意儿，在这些孩子里很有市场。”一位长年在章晓光学校附近摆摊的小贩告诉记者。
“男生的课余生活都差不多，”章晓光告诉记者，他读中职后的周末，大多是在网吧打游戏度过，玩累了，便在网吧附近租个房间休息，“两天180元”。而在晚上，章晓光通常都是和舍友在宿舍打牌，一直玩到次日凌晨两三点。
对于这样的生活，章晓光和他的同学们承认，“偶尔会觉得对不起父母”。可由于对未来缺乏憧憬，这些突然失去升学压力、三观未定的年轻人，对前途的自我把握同样充满了迷茫。
“之前曾有一所本地幼儿园和一家北京物业管理公司同时到我们学校校招，物业公司招的不过是看电梯的，专业不对口，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在一所幼师类中职学校，一位教师痛心地告诉记者，“可很多毕业生就因为起薪高了几百元钱，抢着放弃专业跑到北京去看电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前途完全没有规划。”
“事实上，中职在校生大多尚未成年，他们的很多负面言行，与其说是品德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郑老师就曾经遇到过一个特别叛逆的学生，“谁知在学校文艺汇演中，因为主演的节目被取消，这个平时凡事都表现得漠不关心的男生，急得差点儿哭了出来。”
最终，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这个节目不但得以公演，而且被评为了全校最受欢迎的节目。“那个主演的男生，也以此为契机顺利实现了‘差转优’，后来还担任了团干部，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郑老师发现，脱离以分数论英雄的应试教育体系之后，在适当的疏导和鼓励之下，大多数中职生是完全可以重拾自信、健康成长的。“这需要中职教师投入加倍耐心和细心的工作。”
“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中职生对自己定位的迷茫，不但直接造成很多人在校内学习阶段对自身学业，特别是对实训课以外的理论课、文化课的忽视，也肯定会影响他们走出校门后的发展。”多位受访中职学校教师表示，近年来技术升级越来越快，中职生在走出校门前如果不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将越来越难沉下心来完善自我修养，未来也就越来越难完成向中高层技能人才的蝶变。
“技术技能型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是先进制造业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中职生是未来劳动力大军的基本面之一，在新科技革命、工业4.0来袭的时代，传统制造业、服务业正面临重大的转型升级，缺乏工匠精神的中职毕业生在职场将很快丧失竞争力，而中职生职业素养的整体欠缺，也将为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隐忧。”丰南职教中心常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天悦认为，职业素养的培养，应该从校园抓起，必须及时扭转学生心态，通过一系列的有效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技术技能型劳动者的自我价值，达到自我尊重。“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是职业素养初步养成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