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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
■也许，只有从生活困境中活过来的文化人，才会提出另一种认知。那就是：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无止境的贪欲和巧取豪夺不义之财，才是人间恶行。
近读商务印书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商业史》，在序文中，有一句话：“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人大都轻商。”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观的。
我也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人，也一直有所疑问：如果没有了财富的支撑，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饭，用什么来购买笔、纸、墨、砚？又如何将那些诗、词、歌、赋装订成册，流传于世呢？
记得，在历史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化人在反思历史时，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在遭遇人生低谷时，还有没有创作欲求？”
我说：“有时有，有时无。”
他接着问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呢？”
我答：“吃饱肚子的时候有，饥肠辘辘的时候无。”
道理十分简单，在20世纪60年代，我用破锅煮过菜根，用以充饥挡饿；那时，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何以再能迸发创作欲求？因而，我联想到无论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抑或是罗贯中、曹雪芹等等，他们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抒发出自己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潜能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填饱肚子起码的金钱保证，何以买得起纸、笔、砚、墨，他们的文字何以会流传千古呢？
我的挚友——英年早逝的刘绍棠先生曾说：“如果我们能有三万元，就能心安地写长篇小说了。”结果，当时有人说他是提倡“拜金主义”，在报刊上批来斗去。
其实，刘绍棠先生触及的，正是文学与财富依存的本源关系。中国文学史上，“贫贱不能移”的文人是有的，如晋代陶渊明，自摘乌纱，跑到“桃花源”去喝自酿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画家王冕，拒朱元璋进朝为仕的圣谕。
当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饭吃有炕睡的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身为乞丐，而又写出来传世佳作的文化人，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天分再高，也会无所作为。
纵观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自从有了“财富”这个字眼以来，它常常是与“无学”“无耻”“无术”“无德”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历史上的大贪、大宦以及官商勾结，留下的种种污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上述角色不仅污染了财富的定义，更有甚者，成了欧也尼·葛朗台式的人物。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品质高洁的富商，像近代史上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一例。因而，把财富与道德对立起来，从文化血缘关系上去探寻，似乎与中国文化人在诸子百家中“独尊儒术”的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只有从生活困境中活过来的文化人，才会提出另一种认知。那就是：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无止境的贪欲和巧取豪夺不义之财，才是人间恶行。
20世纪50年代，我曾出版了三本小说散文集，共拿到七千多元的稿酬。如果没有这笔财富为根，家中的老母和幼子，何以维持生计？如果他们贫困到因无粮填肚而倒下，怕是我也会结束生命。如果这个虚幻的设想成为现实，我何以会重返文坛，又何以会有七十多册的文学著作问世呢？这种真实的链接，对于文学与财富的关系，很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