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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商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颇具地域文化色彩的商人群体。
他们曾撑起了北京琉璃厂的繁荣，他们为古旧书业的经营倾注了心力，他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他们，就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分支、有“文商”美誉的冀州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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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州商人撑起琉璃厂
孙殿起编写的《琉璃厂小志》。 资料图片
走在今天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整饬一新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仿古建筑，来薰阁、荣宝斋、中华书局等老字号十分醒目。
作为发源于清代的京城文化一条街，如今的琉璃厂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琉璃厂的发展历史中，冀州商人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冀州商人延续了琉璃厂的文脉。
今日琉璃厂文化街。 齐翔宇摄
那么，在历史上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冀州商人，和琉璃厂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冀州商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冀州帮’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冀州地处古燕、齐交会地，使得它既有燕赵大地的慷慨豪迈之气，又有齐鲁大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雅之风，孕育了‘崇文重商、大气谦和、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冀州人文精神。”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告诉记者，“因此，与其他商帮不同，冀州商人以文商著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撑起了清末民初时期的北京琉璃厂古籍行业。”
如今因文化属性闻名中外的琉璃厂，在明代只是一个烧造琉璃瓦的官窑。琉璃厂向文化聚集地的转变，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当时，清政府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正好位于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住在附近。久而久之，官员和进京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引来各地书商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
到乾隆年间，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并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起初，琉璃厂的商家多为江西商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战火使江西到北方的交通阻塞，到琉璃厂经营的江西人越来越少。
此时，历史上素有重文传统的冀州人大量涌入琉璃厂。他们先是在江西人开办的老字号当学徒，慢慢掌握了版本鉴识和经营本领，后逐渐发展为在厂肆摆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就购置店铺，渐渐走向兴盛。
民国时期的琉璃厂古玩摊位。 资料图片
对于这段历史，张锐《琉璃厂沿考》、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曾这样记载：“琉璃厂书业，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相传最初有某姓者，来京会试未中，在此设肆，自撰八股文试帖镌版刷印出售，恃以生活。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后，此种集团无形取消。代江西帮而继起者，多河北南宫、冀州等处人，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偶有他县人插足其间，不若南宫、冀州人之多；若外省人，则更寥寥无几矣。”
《琉璃厂小志》记录了琉璃厂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200多家冀州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其中开办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延续超过30年的书肆，有来鹿堂、同业堂、松筠阁、宏远堂、聚好斋、槐荫山房、瀚文斋、文友堂、宝仁堂等。
“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志书里对琉璃厂冀州书商做生意的情景如是描写。
至清末民初时期，琉璃厂共有书铺200多家，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撑起了琉璃厂古籍行业的半壁江山。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河北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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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中走出的文化人
“在与图书行业的接触中，这些冀州商人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既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时间久了，他们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文化学者和收藏家，为文物古籍的保护和文物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董培升介绍。
出身书商世家的冀州商人陈杭为人精明干练，古旧书刊收售业务经验丰富，交游广泛。据《琉璃厂书肆四记》记载，陈杭“对古籍版本学甚精，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稀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因其业务熟练，经营有方，该店收售业务蒸蒸日上，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一个私营古旧书店”，陈杭也因此成为北京私营古旧书店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20年代的荣宝斋。 资料图片
“当时最前边是书店门脸，中间是书库和客厅，后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在陈杭长子、年逾八旬的陈传广记忆中，当时来薰阁“前店后家”，父亲总是行色匆匆，早上出去后，一天就很少再进家。“熟客来了从来不在柜上挑书，直奔中间的书库。”
陈传广告诉记者，因为当时来薰阁影响力巨大，陈杭在那个年代结交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其中有鲁迅、郑振铎、魏建功、老舍、傅惜华、赵万里、胡厚宣、吴晓玲等，甚至与其中的一些专家、学者成为莫逆之交。
颇具文物保护意识的陈杭还收藏了一大批珍贵古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来薰阁的三件“镇店之宝”：《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三部名著的早期珍贵孤本。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父亲听说有一个天津人藏有一套《忠义水浒传》，是1589年刻版，罗本纂修，李贽评阅，可以说极为罕见和珍奇。他便马上派人去天津购买，最后以五两黄金高价购得。新中国成立后，在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引荐下，父亲将这部珍贵的古书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陈传广回忆。
如今，在北京琉璃厂街头，“来薰阁”的牌匾仍然醒目。目前，它隶属于中国书店出版社。
除陈杭外，为琉璃厂的古籍行业作出过很大贡献的，还有冀州人孙殿起。孙殿起贩书数十年，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对目录学、版本学也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
孙殿起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经过数十年积累，将文章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又编成《贩书偶记续编》。这两部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是清末民初有关古代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
今日荣宝斋。 齐翔宇摄
除古籍业外，冀州商人在书画、装裱、拓片等行业中也是名人辈出。如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原常务委员刘九庵、著名书画鉴定家刘光启等。还有荣宝斋装裱专家张贵桐，曾发现了《清明上河图》中的装裱错误，并将其重新装裱。后来，张贵桐和师弟刘金涛还装裱了人民大会堂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新中国成立后，琉璃厂的冀州文商们大多进入故宫博物院、中国书店这样的单位，为我国文物事业的传承和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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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北方城市的冀州人
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和积累，冀州商人除了在北京琉璃厂取得巨大成就，在北方一些重要城市的茶叶、百货、银号、木工、餐饮等行业也占有一席之地。
“旧时，一到农闲季节，就有许多衡水人背着木箱进京，投到家乡人开的木厂里找些活计补贴家用。那些木厂的东家也大都是木匠出身，他们靠多年的积累或某种机缘，和一些王公贵族走到一起，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办了许多木厂或营造厂。一些实力雄厚的木厂因经常承揽朝廷的大工程，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官木厂’。”董培升说。
到清末，北京有著名的“八大官木厂”，其中由冀州及冀州周边商人开办的占一半。
精明的冀州商人还将银号生意开到了以银号买卖著称的山西。清朝末年，山西平遥、祁县出现了很多全国性的银号，其中许多实力雄厚的银号经营者是衡水冀州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冀州羡家庄的羡氏财团，羡氏财团从当地银号、杂货、绸缎起家，实力大为增强后，扩张到了京津沪等地。以羡家为代表的“冀州银行帮”，为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50年代的来薰阁店内景象。 资料图片
在冀州商人经营的产业中最广为人知且延续至今的一个品牌，是全聚德。
全聚德创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创始人杨寿山祖籍冀州徐庄乡杨家寨村。杨寿山幼年时因家贫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时在前门外肉市做生鸡鸭买卖。杨寿山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杨寿山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都要经过一间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铺。这间铺子招牌虽然醒目，但生意却江河日下。到了1864年，“德聚全”生意一蹶不振，濒临倒闭。精明的杨寿山抓住这个机会，拿出他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德聚全”的店铺。
经营鸡鸭生意多年的杨寿山将干果铺改为烤鸭铺，并将店名改为全聚德。杨寿山还聘请了宫廷名厨，把原来的烤炉改为炉身高大、炉膛深广、一炉可烤十几只鸭的挂炉，可以一面烤、一面向里面续鸭。这就是今天的挂炉烤鸭。
挂炉烤出的鸭子外形美观、丰盈饱满、皮脆肉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全聚德烤鸭赢得了“京师美馔，莫妙于鸭”的美誉，逐渐成为京城一大美食品牌。
冀州人在天津居住、经商的也很多。在当年的天津，由于冀州人数量多影响大，一些历史上曾隶属于冀州，或风土人情与冀州相同相近的其他地区如新河、南宫、枣强、威县等，这些地方的商人也统称冀州人。冀州人在津居住日久，其风俗习惯乃至饮食文化也开始落地生根，形成了冀州特色，甚至有了“城中之城”的意味。于是，有人把冀州人在津的聚居地称为“天津卫里小冀州”。
根据1936年天津商会各同业公会会员代表的统计，在天津的冀州商人在瓷业（搪瓷制造、瓷器贩卖）有6人，占本行业会员代表人数的48％；玻璃镜业有6人，占29%；书业有5人，占24%；皮货业有4人，占19%；五金业、线类业、茶业、织染业、纸业均为2人，占10%。
“曾经的冀州商帮虽然已经不在，但冀州商人创造的辉煌历史和对我国文化产业作出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董培升说。（记者 王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