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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明
改革开放以来，打工文学获得了空前发展，其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碰撞，展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以及城市打工群体的心路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成为研究20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的鲜活标本。
打工文学作品中不乏言辞犀利的写实之作，但细读不难发现，其落脚点常常纠结于对城市现有物质精神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打工者靠奋斗争取幸福生活的怀疑。事实上，从乡镇迁徙进城的亿万打工者，因历史现实机缘与都市人成为了“邻居”，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既相互隔阂，又相互帮衬；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关系紧密、彼此依存。这当中的故事鲜活而丰满，远非寥寥数笔所能写尽。
曾有不少人质疑打工文学的命名，反对给这类作品贴上“打工文学”标签，认为这既不利于作者突破自身创作局限，也无益于让文学界认知其文学价值。然而，这似乎并未得到沉迷其中的当局者的理解与认同。他们固执地坚守自己的身份，不愿失去作为打工者的那种现场感与疼痛感；他们像荆棘鸟，只有将胸膛抵在生活的尖刺上，才能唱出最响亮的歌来。他们偏执地认定，打工文学大概注定要高擎起这个“苦”字招牌，方能持久地“挣扎”下去，也才能成为令文坛青睐的文学类型。
随着打工文学的不断发声，也有评论者对它的价值系统表示质疑。笔者研读了不少打工作家的小说、诗歌文本，感觉相当部分的作品只能算是抒发苦闷的习作。无论是写都市新生活还是写故土往事，一些打工作者往往会预设主题（或曰主题先行），他们只是从概念出发，或从经验入手，或者依从了某种理论说教，将笔下人物夸大或者矮化，粗鄙化或人为抹黑，让人感到进城务工的打工者群体犹如一股与城市、社会、时代格格不入的另类力量。
作为一个打工文学的追踪者和评论者，笔者发现现有的打工文学范式大概有以下几类：一类是主题先行，常以反抗现代城市文明为主旨，且在各类打工文学论坛上得到众多评论家的褒奖；另一类则是相当流行的打工者个人化写作，作者将个体情感、怀乡情绪作为表现主体，以揭示底层打工者的种种困境为内容，并由此引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深层思考。无论是哪一种，其间都不乏佳作，但就笔者目之所及，当下更多打工文学作品缺乏对故事分寸感的把握，缺乏相应的文学质感。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打工文学作品，常呈现苦涩浸泡的暗色调，却不见内里生长出的新鲜肌肉，这种写法，极易沦为偏激的情绪宣泄。此类作品，在一些早期和中期打工文学作家那里占据主流。至于“乡村回望式写作”，有较为明晰的心理意识，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刻画细致到位，且语言具有一定特点，乍看有一种散文化小说或小说化散文的味道。在现实语境中，似乎鲜有作品如此贴合背井离乡者的灵魂，如此关心这个群体的命运遭际。它们打破了大众对于打工者身份的刻板印象，袒露了打工者群体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然而，当写作者试图通过这些来凸显打工者群体的自我认知时，读者又不免产生这样的质疑：难道在市场经济时代，打工者群体与他人的区别仅在于工装加身，而丝毫没有对时代精神高地的追求可言吗？在打工生活和打工者身上，除了苦闷、压抑、痛楚、哀伤，难道找不出其他可供抒写的美好向往和崇高品格吗？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打工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层面，诸如努力学习、自我提升、团结互助、立志创业、转型成功等等，是否也是打工文学的一方面呢？除了描述苦难以外，打工文学是否也可以书写进城务工者灵魂的嬗变和精神的升华？是否尝试着将笔触更多地放在进城务工者如何实现梦想的层面，而不仅仅停留在怨恨现实的层面？也许，这些才是打工文学新的价值增长点与突破口所在。凡此种种，都应引起作家们的深刻反思。
打工文学作家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面对读者的阅读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需要不断刷新自我，将人性的美善元素描绘出来；要从“狂吐苦水”的狭隘领域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在情节的生动、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邃上多下功夫，真正将打工文学的后劲保持下去。作家陈应松曾说，将来中国文学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将是底层文学。是耶非耶，当可讨论。现在打工文学作家最需要做的，是在精神向度上有所提升，尽快实现自身的审美文化蝶变，使打工文学蜕变成一个多姿多彩、丰富鲜活的文学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