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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千里大调款的时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
1942年，经历过日伪“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太行山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中央批准，地处苏北、山东的新四军拨款支援晋冀鲁豫边区军民。
如何穿越敌人重重封锁，将数千万元的款项和货物运达太行山？
为此，我党财经战线的地下党员，打通了“上海站”“青岛站”经由“天津站”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交通线，在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场“千里大调款”的绝密行动。
千里运抵太行山根据地的物资款项，解了边区燃眉之急，稳定了敌后抗战的军心、民心，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放的兑米票。
江南来电
索堡镇索堡村，位于邯郸涉县城西北二十多里，村子依傍着清漳河，周围山峦叠嶂，绵延起伏。
在索堡村中央，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是村里最高的房子。小楼的主门极窄，仅能容一人进出，楼房外墙有一米多厚。从楼外望去，就像一座碉堡。
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边区税务总局、边区工商总局、边区贸易总局等中共重要部门均曾在此办公，是边区财经管理重地。
1942年，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同时，华北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疫病流行，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为了支援边区，受八路军前方总部委派，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指挥财经战线上的敌后工作者，完成了一次千里大调款的传奇任务。
这座小楼，就是这次调款行动的指挥部。
起因，是一封来自江南的电报。
1943年年初，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边区军民度荒情况后，来电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表示，新四军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晋冀鲁豫边区。
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太行山和新四军根据地远隔千里，中间有日军碉堡、公路、铁路重重封锁，如何将东西从苏北、山东安全运来，是个难题。
完成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选派得力人员与新四军接洽，要有敌占区工作经验的人员秘密接收和转运物资，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统筹协调所有事情。
彭德怀第一个想到的是王兴让。
王兴让，30岁，1932年入党，1941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情况熟悉，有经贸工作经验，交际广，朋友多。他先天缺失一只右臂，人称“独臂局长”。
1943年3月，一份粮食紧缺的边区粮食报告呈到了王兴让面前。
邢台临城石家栏，每集（意为从集市上）调剂粮食百余石，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求。购粮者均在七百人以上，很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
邯郸武安阳邑镇粮店，常常只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达几千斤。武安已饿死十人。
河南林县、安阳，邯郸磁县、武安一带，没有粮食可调剂。
而内地市场，因过分控制粮价，有粮人们不愿卖，市场上普遍缺粮。一些县城不让粮食出县境，否则就处罚和没收。
王兴让深知，粮食问题不抓紧解决，根据地就会饿死人，如果民心不稳，春耕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对敌斗争工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恰在此时，他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前往山西省辽县麻田镇，那里是中共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彭德怀有事找他。
彭德怀将新四军有意援助太行山、总部决定接收物资的事，简略说给了王兴让。
想到此事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王兴让说：“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
“需要多长时间？”彭德怀问。
“一个月吧。”就这样，王兴让接受了任务，成为这次千里大调款的“指挥员”。
王兴让具体工作的领导，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滕代远。
究竟该如何穿越日军层层封锁线，将新四军援助的救灾物资安全运抵太行山？王兴让将地下商业网点、物资运送渠道、敌占区的有关情况细细捋了一遍，他必须制定一个万全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