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北京）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直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
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俩儿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婶们，常常拿他们哥俩儿开玩笑，说他们不是爹妈亲生的，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
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他们在我们老街的“十字街”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在那里炸油条。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着牛大爷和牛大妈炸油条赚的钱养大的。
大牛上高一的时候，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长过了小牛一头多高，而且比小牛长得更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抹头发，让“小分头”光亮些。那时候，他是特别讨厌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自己的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的通知单，他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老师问，就说爹妈病了。
小牛和哥哥不大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不过，牛大爷嫌他炸油条的“手艺潮”，只让他收钱。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的面前，总有点儿低眉顺眼。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拿着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有意无意是明显地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大牛上高三那年，小牛念初三。两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了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在十字街口炸油条，用沾满着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
小牛中专三年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五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没两年，大牛就结婚了。结婚前，他回家来了一趟，给爹妈要钱。具体要了多少钱，街坊们不知道，但街坊们看到大牛走后，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很生气，平常常见的笑脸没有了。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
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了下坡路。没几年的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了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了“长假”，回家伺候。大牛倒是回家来看看，但是，看的主要目的是跟爹妈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然后，憋足一口气说，这又看病又住院的，哪一样不要钱？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就不错了！唯一的一次，牛家老两口没有给大牛钱。大牛臊不搭搭地走了，就再也没进这个家门。
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有五六年的样子，先后脚儿地走了。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有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支支吾吾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落了一下，里面“哗哗”直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据我们大院里知情的街坊说，老爷子足足给小牛留下了有一百多张十元钱的大票子，也就是说有一千多元呢。那时候，我爸爸的行政20级，每月只拿70元的工资。
从此以后，小牛就离开我们的大院。谁也不知道他搬到了哪里。他是怕哥哥知道这笔钱的事找上门来？他是不愿意再见到大牛？谁都不清楚。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哥俩儿。
好多年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蛋佬的棉袄》，非常动听。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披着母亲给他的一件破棉袄卖蛋度日，懂事后攒钱要让母亲富贵终老，但母亲已经去世了，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的一根金条。
歌中唱道：“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脱掉。”
那首歌唱得一往情深，总是让人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的破油棉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