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伟
在整个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抗日最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晋察冀抗战文艺，则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谱写下凸显民族精神的史诗篇章。
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崇高感和崇高美，应该成为今天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体系建构的审美基石。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是具有无比强盛生命力的民族，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也形成了一种追求心灵超越的精神取向。晋察冀抗战文艺，正是通过表现抗战军民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这种生命力和精神取向浑然交汇一处，生成了巍然挺拔、波澜壮阔的崇高感和崇高美。今天，文艺创作实践因着社会环境的诸多变化，有着多样化、多向度的存在，并与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手段结合起来，产生了很多新的、丰富多彩的文艺样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其整体的思想情感蕴涵和人文价值来说，今天的文艺创作普遍缺乏崇高感的深入灌注和崇高美的优雅呈现，在一些时候，浅表化、粗鄙化、低俗化和极端的个人化占据着精神价值的建构高点。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晋察冀抗战文艺自一开始，就与文化教育运动在根据地的广泛开展紧密相连。这在精神内里上，应该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深厚纯粹的体现。晋察冀抗战文艺，正是由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形成了它崇高感与崇高美的精神基础和人文根底。摄影记者罗光达创作于“百团大战”期间的作品《英勇卫士》，是一幅充分表达抗战军民旺盛生命力和坚强不屈民族精神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幅作品以生命感、生命力的顽强存续，形成了生与死、存在与毁灭的扭结博弈，而最后的结果无疑是生超越了死、存在战胜了毁灭。当下，文艺的发展道路确实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但是，其中最为根本的，还是当下的文艺在精神价值取向上，缺乏对中华民族最为基本的精神审美的开掘和把握。虽然今天人们的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是，文艺作品与接受者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应与交流的关系，存在着互为感应和相互促动。当然，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崇高感、崇高美，在今天文艺创作中的价值实现，绝不应该也不只是“拿来主义”和生搬硬套，这里必然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价值融入和“春雨润物”般的精神价值涵化。崇高感、崇高美应该成为今天先进文化建设的审美基石；而献身精神的弘扬、生命力的奔涌，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是人们对自身价值与社会身份的认知与表现，也体现在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之中。崇高感、崇高美，可能更多的是人们自身奋斗的价值确认，是个人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文艺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大组成部分，应该在人们的精神历练和心性修养的过程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审美趣味健康的人文精神氛围，而崇高感的生成与崇高美的呈现，则可以影响人们的情感方式、心理态势和价值取向，从而实现对这一精神特质的认知目的。
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创新和创造精神，应该成为今天文艺创作主体在情感心理上的自主诉求。
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抗战文艺的开展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大无畏的革命激情和强盛的主体能动创造力。在内陆贫困山区战时的特别条件下，抗战文艺工作者释放着不畏生死、战胜物质困难的精神能量，他们宣传抗战、记叙历史，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激情与创造，成为晋察冀抗战文艺特定的精神价值之一，这不仅表现在文艺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上的开拓创新，还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具体的艺术门类与作品物质生成条件的创造上，具有广泛、深入的内在知性。
自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12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以“街头诗运动”代表人物田间为引领，表现出了抗战诗歌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我们知道，“五四”新诗主要是作为文学进步青年的精神战斗的利器，并未广泛、深入到劳苦大众之中，所以新诗的“街头化”“墙头化”，实际上是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与广大抗战军民具体、实际的结合，形成了既有宣传战斗意义，又有艺术美育作用的文艺现实。《晋察冀画报（创刊号）》1942年7月成功印制，这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均引起较大轰动。1944年12月15日，重庆《国讯》的一篇文章中说，《晋察冀画报》“清晰而秀丽的图片，比之于战前在上海出版的最好的画报也不逊色”。今天看来，晋察冀抗战文艺的激情与创造，应该是一种本体的价值判断和心灵抒发，它的力量源泉，显然是建立在国家、民族、军民抗战基础之上的。这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来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激情与创造应该成为当下文艺创作实践的一种本质和主体的自身认知，如果普遍缺乏这一点，文艺创作实践的发展繁荣就有可能产生精神阻遏，即便是有一定的激情与创造，也极有可能会发生创作结果的价值变异乃至严重功利化；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激情与创造应该是多方面、多向度的，创作个体自我的开掘与抒发，往往有着强烈的个体认知和判断，但对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来说，只要能够在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条件下，为人们提供多方面、多向度的精神“食粮”，都可以说是激情与创造的实践与结果——今天的激情与创造，当然应该不尽是简单和纯粹的，它也有着诸多层次的价值认知、情感判断和心理取向。
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应该为今天文艺创作实践的大众性提供更多可能性。
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是由战时文艺的特性所决定的。抗战对文艺的要求，可以是近乎单一的启蒙性、宣传性、战斗性和鼓舞性，抗战文艺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广大抗战军民所认知和接受，并尽可能地内化为每一个人的精神“武装”。同时，抗战文艺工作者自身对战斗环境和战争条件的认识理解，也应该上升到与抗战精神相知相守、与广大军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高度。今天的文艺，在作品的接受层面和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上有了诸多质的变化，除了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和责任，还可能是创作者自我的心灵呈现与情感抒发，也可以是个人化地观照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和创作者自身应和时代的要求上，看出能够运用于当下文艺创作的精神启示和认知价值。
1940年3月2日的《抗敌报》曾发出“把艺术交给大众”的呼吁。自晋察冀军区成立到1945年9月军区机关进驻张家口为止，曾经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文艺工作者，如成仿吾、邓拓、周巍峙、田间、孙犁、杨朔、魏巍、梁斌、杨沫、管桦、徐光耀、沙飞、凌子风、崔嵬、胡可等等，都在以种种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为军民服务，进行着把“艺术交给大众”的创作实践。而对于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表现，除了文艺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和自身要求外，还有就是广大军民对抗战文艺实践的广泛参与，这形成了一个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相互促进的文艺价值链条。
1941年春，冀中区党委发起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要求抗日根据地军民拿起笔，记录5月27日这一天的战斗、工作、学习和生活感受。这一写作运动，共收到稿件5万余篇，经40位编辑4个月的工作，才初定了3500篇作品。实际上，这一写作运动已经成为一场传播广泛的群众文化教育运动。所以，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是与广大抗战军民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对当下的文艺创作实践表现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价值借鉴作用——一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文艺创作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抗战文艺大众性的单一、朴素乃至粗糙，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创作主体的大众性要求与广大群众对创作主体实践的介入和改变，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和认真思考；二是文艺的大众性应该是针对目标接受群体来提供他们能够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要去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人们对文艺的不同需求；三是人们对文艺实践的参与，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文艺创作主体的创作实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现实；四是晋察冀抗战文艺的大众性正是广泛、深入地对广大抗战军民精神与情感的审视与熔铸，而今天的文艺也应该主动应和时代的要求，持续关注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去探知他们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情感，去挖掘他们共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从而把握社会总体发展的历史潮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对晋察冀抗战文艺的精神价值特质进行理性思考，寻求它能够结合和运用于当下文艺创作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使得晋察冀抗战文艺精神价值成为今天文艺事业不断发展繁荣、不断创新推进的一股源泉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