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世华（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巴金有着宽泛的散文创作观，这种观念的形成和传统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巴金如是理解“散文”：“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作散文。”对此他有解释：“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
和冰心先生一样，巴金在创作中更看重所表述的内容和思想是否能较好地得到传输，至于文体该归属散文还是小说，则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正因如此，巴金非常重视散文的写作方法。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或者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而如何“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就涉及艺术剪裁和艺术加工了。巴金曾以1952年4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为例，说明自己是怎样删繁就简的：“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
巴金强调散文对现实生活的表达，主张文章要“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他表示，生活远比自己的文字记录更真实：“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生活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们的笔太无力了。”一如巴金所言：“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
巴金在《随想录》中一再强调“说真话”。“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文学和人的一致，也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换言之，强调散文写作中要尊重自己的内心，尊重读者，讲求和读者的心灵对话，是这位文学大师在晚年对散文写作的凝重思考，同时也给我们留下许多有意味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