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
“在我们家，从来没有碗里剩饭底儿这一说儿。”
60岁的秦爱华，是老红军、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秦光最小的女儿。提起老人当年为什么参加红军，话头是从父亲在吃饭上对子女近乎苛刻的要求开始的。
“为什么？因为他从小饿怕了。”
“父亲经常说，饥饿给人的记忆是最深的。一个人长时间吃不饱，会无力、恶心，走路有时都会摔倒，甚至出现幻觉。”秦爱华告诉记者。
“我小时候家里穷，生下来就没奶吃。”99岁的秦光，是记者此次采访中找到的省内唯一一位在世且身体比较健康、能够接受采访的老红军。
饥饿，是秦光对小时候生活最深刻的印象，而他也并不讳言，当年参加红军的初衷与“想吃饱饭”的关系。
“那时全家人一年收成500来斤谷子，地主却拿走了350斤，剩下150斤谷子哪能够全家人活下去的啊。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们说不出那些名词，可却天天有最切身的感受。我们不是天生就要造反闹革命的，只是想活下去罢了。”
在儿女眼里，因为饥饿，老人对粮食，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珍视，也真正做到了没有“挑食”二字，甚至连个人口味都几乎消失。
“我老伴儿14岁就参加红军了，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娃娃，懂啥大道理啊，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呗！”
一个凉爽的夏日午后，在石家庄某军区干休所内，记者见到了曾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邢台军分区干休所原政委李光照的遗孀王竹琴。
年近九旬的王老微微有些驼背，但身体依然硬朗，思维清晰，走路也不需搀扶。
虽然和李光照相识、相爱于新中国成立后，但对李光照儿时的苦难生活，王竹琴却记忆颇深。“他在的时候，经常和我说以前的事情。他是穷苦出身，小时候受尽了苦，经常吃不饱饭，这才参加红军。”
“很少能吃上米饭。逢年过节偶尔打一次牙祭，半勺白米掺在饭锅里，一家七八口人吃，饭煮熟了揭开锅，米粒都数不出几颗。”在李光照生前的讲述里，饥饿总是如影随形，以至于李光照对儿时的记忆，多数时候都集中在吃上。
“可是说来说去，总也离不开白瓜、红薯、酸菜、萝卜那几样。一听就让人觉得胃里泛酸水。”王竹琴说。
“他10来岁还光着腚，可12岁时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割草、挑水了。说是东家管饭，其实是人家剩下多少吃多少，剩多就多吃点，剩少就少吃点，大多数时候能吃个半饱就不错。有时候干一天活回来了，却一点没得吃，只能饿着肚子挨到第二天。他自己说，吃饱是个啥滋味，参加红军之前根本不知道。”
后来，李光照的家乡“闹红”了。
1934年夏季的一天，李光照背着一大捆柴赶集时，看到红军在宣传，号召人们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有了土地，就可以种庄稼，告别食不果腹的生活，年仅14岁的李光照，懂得这个道理，当时就丢下柴报名参加了红军。
李光照是四川苍溪人，秦光是湖北红安人，相隔千里的两人，不约而同选择改变命运，走进红军的队伍。
“吃饱饭”，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秦光和李光照们，则是一群被逼迫到生存边缘的人。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展示了一组残酷数据，揭示了赣南农民如何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利息50%，借钱的利息30%，粮食的利息50%，耕牛75%，食油20%至200%，盐150%……
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层层盘剥，带来的只有饥饿和贫穷，也带来了为生存而作出的抗争。
历经岁月磨洗，许多往事已经在秦光的记忆中抹去。但谈到参加红军的经历，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居然高声唱起了歌：“小小黄安（按：今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二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歌声嘹亮，每句歌词都唱得清清楚楚。
“父亲近几年身体已大不如前，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但红军时的那些歌曲，他却一直记得。很多歌他经常一遍一遍地唱，连我都耳濡目染学会了。”秦爱华告诉记者。
“猛一听上去，他们参加红军也许远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但就是这种最原始、最直接的诉求，让中国共产党、让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来自劳苦大众的最强大的力量。”王竹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