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尊严
“婆婆头一天参加红军，是在长征路上。一天走下来，脚上磨满了血泡，疼得她躺在地上哭着喊脚疼。有个战士冲她喊：‘哭什么，像你这样还能革命吗？’婆婆一下子就把眼泪憋了回去。”
老红军高余屏的四儿媳妇秦保华，曾和婆婆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在她的记忆里，婆婆是一个平和慈爱的老人。“不是亲耳听说，很难想象当时未满15岁的婆婆，能有那么倔强的一股劲儿。”
但是秦保华知道，高余屏参加红军是为了摆脱时代带给她的命运的屈辱。
“婆婆生在四川省梓潼县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每逢岁末年关、青黄不接的时候，全家人就要流浪四乡乞讨过活。9岁那年，她爷爷因病饿交加而死，为了凑足棺材钱，她的父亲忍痛将她以9匹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富户当童养媳，合着一岁值一匹布。”
同样为人父母的秦保华说，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亲生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样卖了。“但在当年的四川农村，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对于当时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农民的生活，索尔兹伯里曾在其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描述。
同样被迫在幼年离开家庭的，还有开国少将、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
“在家中5个子女中，父亲排行第四。为了糊口，他的三个哥哥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铺里做学徒工，他自己则在8岁时由于家中实在无米下锅，被过继给茶园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同样姓曾的人家。”曾美的女儿曾丽明介绍。
养父家里有几亩田，生活相对宽裕一些，曾美总算过上了可以吃饱饭的生活。
作为女孩子，高余屏却没有那么幸运。
“《红色娘子军》里唱‘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婆婆经常一听眼圈就红了。四川女人干活多，婆婆当年小小年纪，不但要应对繁重的家务，还要承担田里的农活。饭比以前吃得饱些，却多了‘公婆’无端的辱骂和毒打。”
秦保华说，也许正是因为作童养媳时受“恶婆婆”折磨太多，高余屏对自己这个儿媳妇总是像女儿一样疼爱，“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嫁过来的时候，婆婆已经年过花甲，却还亲手一针一线地给我做衣服。”
或许，经受过屈辱和践踏的人，更能体会到情感和尊重意味着什么。
高余屏对自己第一次见到红军时的场景记忆犹新——1935年3月，她在家乡偶然遇到了一支由几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兵组成的宣传队。
“其实，那时候的红军正在长征途中，部队缺衣少食，士兵衣衫褴褛，不可能有多么漂亮。可同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这些红军女战士的出现对婆婆而言，简直是一种启蒙：在婆婆原来那种充满黑暗与压抑的生活环境里，红军女战士身上那种昂扬独立的人格，是婆婆原来连做梦都想象不出的。”秦保华认为。
因为年龄还小，又裹着小脚，高余屏参加红军的要求，被刚刚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正在艰苦行军的红四方面军屡次拒绝。在以天险著称的剑阁山路上，未满15岁的她一次又一次逃离家庭，扭着小脚，翻越上百里崎岖的山道去追红军，终于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婆婆离家时只穿了一双青布鞋，而且鞋底和鞋帮都咧开了嘴，她索性把裹脚布解开扔掉，人和脚一起获得了解放。行军路上，她那一双小脚在鞋里滑来滑去，鞋吧嗒吧嗒直响，同志们说她高兴得连脚底下都在唱歌。”
平等待人，是秦保华对婆婆最深的印象，也是很多老红军共有的特点。
作为开国少将，曾美曾是在冀级别最高的老红军，享受“行政七级”的高干待遇。第一次和身为七级木工的亲家见面时，会特意宽慰不无拘谨的亲家说：“咱俩级别一样，都是七级，门当户对。”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往往出身贫苦，不忘根本。从内心反对压迫，追求公正平等，也是当年红军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并成为他们毕生的共同底色。
“有一年收成很不好，我爹要地主少收点租子，结果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一气之下，我爹退了佃，跑到别的村给人家当佃户。可是不管走到哪儿，穷人永远挨饿受气。”秦光回忆说，自己那个时候只有七八岁，就经常想，什么时候穷人才能不受欺负呢？
秦光的老家是湖北红安，曾美的老家是江西兴国，都是著名的红军县、将军县。为什么一个个小县能够走出数以万计、十万计的红军，能够走出几十位将军和数以百计的省部军级干部？
相比饥饿中求生的渴望，“翻身”“平等”的感召力显然更加持久而强烈。
“1929年父亲15岁时第一次接触红军，农民起来闹革命、翻身做主人的宣传口号就已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
曾丽明说，曾美生前一直对自己参军那天的场景记得特别清楚。“那是1930年4月，红四军来到兴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发动群众闹革命，父亲天不亮就赶往县城，在听到‘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词后，就下定决心参加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