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成钢，伤痕累累依然无畏前行
2015年3月24日，陈尔云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体内居然还留着两片弹片。”陈伟利说来眼圈泛红，“父亲身体一向很好，但是每到阴天下雨时，自己都会在腰间绑个暖水袋。我们带他去检查却查不出什么。其实，那是弹片残留的地方。”
“父亲从没主动说过难受。即使在生命的尽头忍受病痛折磨时，也没吭过一声。这样的坚强，连医生和护士都觉得难以置信。在我心里，父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真正的‘钢铁战士’。”陈伟利说。
这些伤痛，对于屡次与死神较量的红军战士来说，只是战争中的“花絮”而已。
“父亲左手断掉的半截食指，就是长征给他的身体留下的永久烙印。”陈伟利说，“在甘肃境内，父亲所在部队突遭马匪袭击，战斗中他感觉到一阵剧痛。他的食指被飞来的子弹打断了。”
“父亲讲起这段来却显得很平静，他甚至还不无庆幸地说：‘我还算幸运，旁边的教导员4个手指都被打飞了。’”陈伟利告诉记者。
一场场生死搏杀，在躯体上留下累累伤痕，也使得这群战士百炼成钢，忘却生死。
“怕死就不当红军！”陈尔云生前的话，至今掷地有声。
但对于中央红军的战士来说，湘江血战，却是他们心中永难忘怀的痛。
“关于长征的事，别的都能提，唯独湘江不能提，一提起来父亲就流泪。”提起湘江战役，钟华青语调满是沉重。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阶段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此战过后，部队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过江难啊！天空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轰炸，扫射地面，大炮、轻重机枪向渡江部队猛打。我从没见过那么密集的炮火，眼看着江里和两岸的人一片一片倒下。下午，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钟枝棋生前这样回忆。
“湘江战役后，父亲所在1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30多人，而掩护主力的5军团34师、3军团18团被敌人阻断在了湘江西岸，几乎全部阵亡。父亲回忆说，那次仗打完后，晚上渡江部队说湘江的水难喝，有腥气味，实际上那都是红军战士们的鲜血呀！”钟华青说，听父亲讲了湘江战役，自己才真正明白了“浴血奋战”的含义。
“活着的也浑身是血，来不及包扎伤口，就提着带血的枪，向前跑。父亲说那时候忘了生与死，只有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冲！过江就是胜利！”钟华青说。
当死亡本身不再可怕，面对死亡时，他们才有着更坚决、更清醒的意志。正如丘吉尔在谈到战争时说的，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点，只有勇气才是永恒。
“我公公生前回忆自己第一次爬雪山时的经历，最常用的开头总是这样的：‘许世友身体棒极了，先上去了，在前面给我们喊话鼓劲。我们体力差的，就在后边闷着头往上走，一心就想着千万别掉队，没什么别的想法——那么苦，没点意志是坚持不下来的……’”
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方明的儿媳妇秦保华告诉记者，直到去世前，张方明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长征组歌》中的“红军都是钢铁汉”。
后人重温那条血与火交织的征途，或可更真切读懂什么是钢铁般的意志。正如法国女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在长篇纪实报道《长征》中说的那样：“长征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爷爷去世时我年纪还小，现在回想起来，最深切的记忆，就是他右胳膊上的一块凹下去的弹痕。小时候不懂事，经常摸他的胳膊，觉得那个坑很好玩。”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孟庆山的孙子孟昱东告诉记者。
事实上，整个长征途中，孟庆山都在和伤病作斗争。
“从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爷爷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在乐安战役中，爷爷身负重伤，子弹从腰间穿过，离腰椎仅2厘米。在此后的反‘围剿’战斗中，爷爷再负重伤，胳膊和腿被炸伤。”孟昱东告诉记者，1934年10月，随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孟庆山就带着未愈的满身伤病。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党总支书记彭绍辉找到他，说有几个伤员掉队了，让他回去找一趟。
“爷爷自己本就是伤员，在草地里走了两天一夜之后，伤口已经再次化脓感染，但他二话没说，带上一个小战士就出发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在茫茫草地中找到了掉队的伤员。一行人在草地里走了三天四夜，才赶上了大部队。”
可孟庆山的伤势却因连日阴雨、卫生条件不济而越发恶化。
“爷爷胳膊的伤口上长了蛆，腿肚子的伤也因为没有药，溃烂得厉害。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只能咬紧牙关用刀把蛆挑出来，再用盐水擦洗。就这样，爷爷硬是以‘死也要跟着红军队伍走’的决心，拖着伤病之躯前行，走完了万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