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前后如一，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对上对下如一，也是很不容易的。如今我这枚闲章上的四个字“始终如一”，虽是应该达到的境界，也许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但多多少少，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要辜负老先生的美意吧。
有一次，送一本自己写的书给一位老先生。他翻开来，见到扉页的题签，笑了：阁下这印章，想必是在马路边小摊刻的吧。
好眼力，真是让他猜个正着。
一些时日以后，此老将一方镌有我名姓的印石，和另一枚闲章，送了给我。果然，出手不凡，印在样张上，多了一点书卷味，少了一点匠人气。
“您老的手艺？”
“老来无事，玩些雕虫小技，向你卖弄卖弄。”
那闲章怪有趣，不圆不方，什么形状也说不上，字刻得不篆不隶，自成一体。四个字，“始终如一”。我虔心看着那朱红印泥的“一”字，好有力，好醒目。虽为常见之语，倒有很多意思够我琢磨的了。老人笑说：这四个字，你我共勉吧。看来，他是很想把一生经验凝聚起来的心得，与我共享。
如一，而且始终，容易吗？自始至终，做到如一，其实很难很难。我等芸芸众生，一辈子都在不停地调整适应。你想一，未必一；你不想二，偏要你二。所以，“始终如一”，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然否？”我把我的一些想法说了，仰脸看老先生。
老者笑而不语。
这枚闲章，便当作我的书印，放置案头，提醒自己尽量如一，作为座右铭，起一点警示作用，也有益处。做人也好，为文也好，要尽量做到这个“始终如一”的“一”，也就是“一贯”的“一”。格物致知，读书治学，要做到如北京话说“死磕”精神那种一心一意的“一”，也还是要下一点力气，用一点功夫吧。
因为有了这两枚图章，时常把玩，也对治印这种纯属于中国文人的“器玩”深感兴趣。我很奇怪，外国人到琉璃厂，常买这类印石。有钱的，花大量外币，竟敢问津田黄、鸡血，甚至请人刻了，带回国去。尽管如此，好像至今在西方世界里，还处于学不来和用不上的阶段。这很可能与中外文字的形态、东西文化的背景不甚相同有关。
西人求实，重物质，讲实用，签名不易模仿，能够鉴别真伪，故而处处签字；而且，拉丁字母，曲里拐弯，也很适宜于笔走龙蛇。但签出来的名字，可能反映签字人的某些性格，却谈不上成为艺术品。国人尚虚，信精神，重然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盖上个章，只不过以示郑重，所以，篆刻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门艺术。
中国之有印章，远自商代，殷墟考古，就发现过数枚，可谓历史久远。篆刻之兴起，却与宋以后，至元、明、清“文人画”的盛行，有莫大关系。
文人作画，与宫廷画家工笔重彩不同，多用水墨写意，因而画面通常表现得比较素雅冲淡，韵味是足够的，色彩则略嫌不足。有几枚鲜红印泥的图章，耀眼地盖在画作的边幅或一角，会令眼睛生出一种视觉上的快感。于是，印章、题签和书画三者，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治印，便是文人画家们的又一技巧和专长。齐白石篆刻也是一绝，有印曰“三百石印富翁”，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这些有灵性的顽石了。
一幅画上，总不能横七竖八，都盖上自己的名章，于是，“闲章”便出现了。名章示姓字，闲章表性情，成为文人借以表达思想情操、志趣爱好的一种方式。画面上多了个人意气的朱印文字，画也就更好看耐看了。
曾读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印章》条，提到了明清几位文人的闲章，颇为别致。一为袁枚，为“三十七岁致仕”，不足四十岁就告别官场，这六个字表现出这位文人的风雅脱俗、不恋凡尘的清高。一为郑燮，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这大概是对于科举应试，蹭蹬三朝的自嘲了。
提到这位板桥先生，可谓“闲章冠军”。他辞官回扬州后，卖画鬻字为生，人称他的诗、书、画为“三绝”， 推崇备至。虽然他的润笔费很高，可买家还是舍得花钱。于是，他的画品流传很多；当然，假托其名的赝品也不少。所以，他的闲章七七八八，有很多种。如“七品官耳”“十年县令”“风尘俗吏”等对仕宦生涯抱淡薄心态者；如“穿衣吃饭”“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等不加遮掩，敢坦承胸怀者。最令人喷饭者，因他崇拜明人徐文长先生，竟刻了一块“青藤先生门下走狗”的章。文人潇洒，磊落自在，都在这些闲章上表达了出来。
郑板桥有一枚长达十个字的闲章，“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实在让人感动。这和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异曲同工。他还有一首“七绝”：“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把老百姓的生死安危、饥饱冷暖，时刻记在心上。郑板桥当时在山东潍县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后来因为灾荒，他请求放赈，济民危困，多有亢直言行，为此得罪了上司，被免职回乡。回乡后照样清高耿直，不事权贵，“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从这个性格来看，郑板桥一生称得上“始终如一”这四个字了。
在《冷庐杂识》中，陆以湉还举了明人唐寅的例子，说他也有一枚经常使用的闲章，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八个字，倒也符合弹词说唱、故事传说中的唐伯虎。对于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唐伯虎来说，风流是真的，才子也不假，但江南第一，就值得商榷了。明代全盛时期，在江南出类拔萃的文人中间，他还坐不到首席位置上，要说是“吴中第一”，或更贴切。不过，所谓“风流才子”，又有几个不狂放，不自诩的呢？
要是了解唐寅一生，先是受科场案牵连，后又险些卷入宁王朱宸濠逆案之中，科场失意，仕进无门，倘不这样激扬文字，意气风发，做出一番不与世同的行径举止，岂不太窝囊了自己？他在《与文征明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何？素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可以理解，吃了这些苦头以后，他心志更加坚定，一心一意要做这闲章上所说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然而，风流的唐伯虎，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他写过一首诗，题曰《梦》：“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这首作于晚年的作品，倒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了。透过表象上的超脱，剖视他一生也未平静过的心灵，其实就是士大夫们魂牵梦萦的“功名”之想啊。他这枚闲章，就有点儿心口不一，似是而非了。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前后如一，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对上对下如一，也是很不容易的。如今我这枚闲章上的四个字“始终如一”，虽是应该达到的境界，也许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但多多少少，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要辜负老先生的美意吧。
